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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他是“中国奥运第一人”,更是教育家,培养两

浏览次数:175 时间:2019-09-27

历史上的今天:1951年2月23日,爱国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 张伯苓 逝世。

历史上的今天: 1951年2月23日,爱国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 张伯苓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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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

南开南开,越难咱越开。

张伯苓是南开学校的首任校长。1936年年初他预见到一贯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的南开早已引起日寇仇视,因而想到应在大后方有个回旋余地,决定建立重庆南开分校。他在重庆近郊建成校舍,同年9月重庆南开中学开学。从制订计划到建成上课仅用了9个月。面对创办得如此神速的学校,人们赞叹张校长是魔术师。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我又站了起来!”

——张伯苓

张校长为南开奋斗一生,但到晚年却遭遇了历史的尴尬。

1935年,张学良受蒋介石命令,督率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剿匪”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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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出于良知,一向主张团结抗日,决心一试停止内战的努力,于4月9日毅然独自驾驶飞机飞抵延安,力图与中共代表接触,会谈抗日救国大计。

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前排:居中为严修,右为张伯苓)

当日傍晚,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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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周二人刚一见面握手,张首先对周说:“我和你同师,咱们可以说都是南开的人。”

张伯苓与严修

周恩来一愣,说:“张校长怎么成了你的老师了呢?”张学良随即谈起如何受张伯苓启发,改变人生志趣的过程,然后说:“我很感激张伯苓先生,我对他总是以师礼事之”。

严修,字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是中国近代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之一,被誉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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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毕业献身于教育救国,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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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出身盐业世家,家境殷实。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是天津有名的严翰林。做过清朝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

在一个平常的春寒之夜里,“张伯苓”这三个字竟会成为一次伟大变革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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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持续到次日清晨4时,周张握别时,张学良以私人款项2万银元相赠,回西安后又向红军馈赠了法币20万元充实红军粮饷。

严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兵谏的形式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张伯苓比严修小16岁,张伯苓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服务于海军。因在军舰见习,亲眼目睹列强瓜分中国,威海卫两日内国帜三易,他深受刺激,决心脱离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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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一直以来注重子女教育,在家设馆、聘师教子。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担任家馆教师。在严馆的教学,让张伯苓一下子便得到了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的机会,也让严修对这位青年才俊肃然起敬。

1892年,张伯苓考取了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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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从小好武,立志成为乱世里拯救危时的英雄。

袁世凯小站练兵

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希望毕业后为国效力。

1901年底,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督直期间对教育格外重视,他曾表示自己主要政策就是练兵与兴学。此时的严修、张伯苓热情高涨,与天津其他热心学务的士绅“终日讨论学事”。

然而当他以航海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甲午战争爆发,当时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溃不成军,全军覆没。

1904年初,袁世凯力邀家居已6年的严修出山从政,任直隶学务司督办,推动全省教育的发展。赴任前,严修决定再去日本考察一次。此次访问,严修携张伯苓同行。考察期间,严修与张伯苓下定决心创办一所中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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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天津,严修决定由张伯苓主持创建中学堂,校舍仍在严宅后院。经张伯苓的精心筹备,10月16日中学堂成立。这便是南开学校的前身,时名“私立敬业中学堂”。学堂监督由张伯苓担任。

1897年,在日本和英国的操纵下,威海卫先由日本交还中国,又被迫租借给英国。

1905年秋,严修与卢靖等在面见袁世凯时,力陈“科举不废学校不兴”。很快袁世凯会商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废科举,得到朝廷同意。从此中国结束了历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教育正式进入学校制时代。同年12月,清廷成立学部,严修被任命为侍郎。

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

而此时,在张伯苓的努力下,南开的各项工作也渐入正轨,迁址扩大。学堂改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二是表明学校所在地。所谓南开,包含着它位于天津城西南的一块洼地的意思。

张伯苓作为海军实习军官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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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海卫归来之后,他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南开中学

亲临祖国巨大的耻辱,让张伯苓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张伯苓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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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南开大学遭日寇轰炸,几成一片废墟。此时张伯苓正在南京。噩耗传来,他心如刀割。蒋介石当即向他保证:“有中国就有南开!

眼看祖国衰弱无力,各行各业皆需要人才,张伯苓觉得要彻底改变祖国的现状,要从下一代开始培养。

这句话感动了张伯苓。从此他真诚愿帮蒋介石挽救贫弱的中国,希望南开能在政府支持下得到恢复与发展。

所以他弃武从教,投身教育行业,并一生为之奔走。

抗战期间,政府令南开大学南下长沙,与北大、清华共同组成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之一。他将大学工作委托校秘书长黄钰生,自己长驻重庆。当时重庆是陪都,政府的高官和上层人士都云集于此。他在重庆南开的住宅一时成了重庆社交活动的中心。

1898年,张伯苓辞去海军职务后,回到天津,很快被曾担任翰林院编修的严修聘为严氏家塾的老师,开风气之先,以新式教育培养学生。

蒋介石多次拜访张伯苓,有时为祝寿,有时为探病,有时为捐款。他早就看中在教育界举足轻重的张伯苓,一再请他入党。第一次是孔祥熙让行政参事、南开校友张平群出面,第二次是由贵州省政府秘书、南开校友郑道儒提出。两次都被张伯苓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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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来访,再次请他入党,张伯苓依旧顶住。吴铁城临走将一张国民党党证放在桌上,党证的“介绍人”一栏赫然写着“蒋中正”,张伯苓碍于情面没好意思退回。

1905年,袁世凯联名张之洞推动清政府于9月2日下令,自公元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度。

蒋介石为表彰张伯苓的业绩,1944年授予他一等景星勋章,同年南开校庆日,蒋介石亲莅祝贺。1946年张伯苓赴美治病,蒋介石赠他15000元美金。所有这些深深感动了重友情讲义气的张伯苓。

这也是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但这件事真正的幕后提出者是严修,严修曾最早提出科举考试里要增加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戊戌变法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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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39年1月1日,蒋介石与陈诚视察南开大学

严修

盛情难却 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严修与张伯苓曾畅谈平生,张伯苓说:“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

1948年6月,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并令天津市长杜建时以南开校友身份去劝说。张伯苓对杜建时表示:“我不愿做这些事,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为好。”

二人一起创办南开中学,在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担任校长,全面开展他的新式教育体系。

张伯苓说这话是真诚的。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颜惠庆组阁,聘他为教育总长,被谢绝了。1927年张学良主持北方政局,聘他为天津市长,他也没接受。张伯苓一心一意办教育,不愿从政。

面对国人身体孱弱的现状,张伯苓提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主张。

在那段日子,杜建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来张家,令张夫人十分厌烦。她劝丈夫:“你岁数大啦,就不要去南京了吧!”

曾在南开中学上学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杜建时还发动国民党内的南开校友纷纷敦劝张校长,张伯苓都一一婉拒。6月下旬,蒋介石写来亲笔信。张伯苓感到盛情难却,左右为难,沉思良久,在无可奈何中勉强允诺,但内心极不情愿。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RQ仅为三个月,二是仍兼任南开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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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得知校长要去南京很不以为然,张伯苓长长叹了口气:“蒋先生让我去‘跑龙套’,我只好跑一跑吧!”

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首次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演讲,介绍奥运会的历史和现实。

1948年7月张伯苓赴南京就任,从此离开他用毕生心血浇灌的南开园,心情十分苦涩。一到南京,他兼任南开校长的条件就没能兑现,行政院已免去他南开校长一职,任命何廉为代理校长。他有一种从自己扎根的土壤上被强行拔除的痛楚。

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国人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以及积极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人。

张伯苓就职那天,手拿一把折扇,上台只说了两句话:“兄弟对这工作完全外行,以后一切事都由贾景德副院长管理。”

1910年,张伯苓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运动会,华北运动会,被公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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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伯苓提倡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却遭到当时很多人诟病,守旧的人甚至骂他误人子弟。

张伯苓 邓颖超

张伯苓认为,体育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更是医治国人“愚弱贫散私”病症的良方,奥林匹克精神,不分中西,是人类共有的精神,他认为体育的精神就是不服输,并力促刘长春首次参加奥运会。

“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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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张伯苓从南京回津,脸色很不好。他的三子张锡祚问他南京情况,他摇头叹息:“唉,无官不贪,无吏不污!”

刘长春

他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对蒋介石多年的幻想在短短一个月里开始破灭。南京不断来电催回,他只好又去呆了些日子。三个月的期限一满,他就离开南京,隐居重庆。

1924年,他创办“中华体育协进会”,为国际奥委会认定为中国最早的奥委会。

1949年天津、北平、上海和南京相继解放,形势的发展令张伯苓的幻想彻底破灭。他苦恼、彷徨,茫然不知所措……

后来1945年,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在张伯苓最苦闷的时候,忽然接到一封寄自香港署名“无名氏”的短信,信中写道:“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张伯苓一下子就明白,是恩来对自己的关怀与保护,这位铁打的汉子禁不住两眼湿润。

因他教育有方,1911年始,张伯苓被清华大学聘请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校务。

原来张伯苓的老友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十分惦念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他同张伯苓长子张希陆谈起此事,希陆也很焦虑,请傅作义转告周恩来。几经周折,便有了那封“无名氏”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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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天津发生兵变,南开一下失去所有资助来源,几乎是灭顶之灾。

南开时期的周恩来

此时有教会说,我们要给南开钱,但是这样的话南开会变成教会学校。

不舍南开 拒绝邀请

张伯苓一再婉言谢绝:“谢谢,南开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我们再困难,也不会接受你们的改变”。

蒋介石退到重庆后,亲自到张伯苓家请他回任,而张伯苓坚决要求辞职。蒋介石又多次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张伯苓携带家眷去台湾地区或美国,张伯苓始终没有答应。蒋介石飞往台湾前,1949年11月21日,再次到张伯苓家劝他与自己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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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只反复说一句:“您抬爱我啦!”便低头沉默不语了。

从张伯苓开始,不再领工资,其实他家就是指着工资生活。也就是如此,勉力维持着南开度过多难之秋。

室内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张夫人毅然进屋打破僵局,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该退休啦。您让他辞职吧!”

1913年,周恩来入学南开中学,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去日本留学。

蒋介石面带笑容转向张夫人:“张先生退休可以去美国,去台湾也可以。全家都去不更好?无论到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问题都由我安排。”

1918年准备建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前往美国考察教育,归国时途径日本,周恩来前来探望恩师,张伯苓骄傲地对他说:“以后,你可以回天津,上南开自己办的大学”。

张夫人坚定地回答:“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他的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您还是让他辞职吧!”

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招收的第一批学生96人,其中也有周恩来。

张夫人这番话让蒋介石哑口无言,只好悻悻离去。蒋介石走后,张伯苓悲愤不已,自言自语道:“嘿,我一脚踹进臭沟里!”

由于学生风潮,不得不被迫除名周恩来,但张伯苓和严修成立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去法国留学,周恩来在法期间,南开一共提供了银洋七千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过了两天,终于收到批准他辞去考试院院长的公文,他才略感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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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走后,蒋经国多次对张伯苓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去都可以。”

青年周恩来

张伯苓一再表示:“不愿离开南开,更不愿离开祖国!”

在民国教育史上,最大的奇迹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而是南开大学,创下了当时民办教育无法复制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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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对朋友说:“一个教育机构应该总在欠账,并且一个学校的主持人,若到年终银行存折上还有余款,他必是一个吝啬人,失去了拿钱办事的机会。

重庆南开中学

正是因为他一心为公,所以能够募集到很多教育资金,也因为如此,很多人说他是“傻瓜”。

隐居家中 心系南开

在他准备创办南开大学时,不少人劝他不要傻干了,也有人直接说:“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不知道这位张伯苓有什么本事,却要在这个时候办个私立大学。”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张伯苓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作风十分钦佩,毅然将重庆南开中学和南开小学捐献给国家。他向已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说自己正“闭门思过”,后又表示想回北方。

张伯苓并非不知道前方困难重重,甚至有着不可逾越的艰难险阻,然遍考世界,各国国力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就是大学的竞争。

1950年5月3日周总理派飞机把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安置在傅作义寓所。周总理常来看望,师生俩推心置腹地交谈。张伯苓说:“过去我迷信蒋介石,现在我承认自己错了。”又说:“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好,例如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十分英明,我双手赞成。另外,对消除贪污和搞经济建设,我也一百个拥护!”

所以中国一定要办大学!

看着全国欣欣向荣的形势,张伯苓越加思念南开。但周总理考虑到张校长如果立即回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分子的批斗,因此挽留他在北京住了四个多月。9月14日张伯苓夫妇返回天津。临行前夕,周总理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设宴为校长和师母饯行。宴席上周总理询问,校长回津还有什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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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希陆为父亲曾任考试院院长表示忧虑。周总理说:“放心好啦,我给天津写信,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

南开大学与当时大多学校只办文法科不同的是,南开一开始便针对中国现状,在文法科之外设立了当时中国教育所欠缺的理科和商科,不久又添加了矿科。

周总理随即写信嘱托南开校友、天津市市长黄敬关照张伯苓。尽管如此,到了基层仍阻力重重,希陆的担忧终成现实。短短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重代价。

南开大学的成立,是张伯苓教育事业的重大发展,同时巨大的压力也接踵而来。

回津后,张伯苓没有分文收入,完全靠三个儿子赡养。夫妇俩同锡祚一家住在一起。

南开大学的维持靠社会捐赠,但办一所现代大学经费是庞大的,作为近代中国私立学校的拓荒者,前路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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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中学

南开大学每年都有几万元的亏空,几度开不下去了,张伯苓也曾想过将南开大学转送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局。

未准参加校庆,再没踏入南开一步

他走在南开大学的校园中,看到雨点打在小树上,在叶子上汇聚后一滴滴又流下去,就感到是自己在流泪一样。

返津第二天,张伯苓就来到日思夜想的南开中学,校方对他十分冷漠,仅派几名普通职工陪他坐在会客室。没多久就传来校领导要在会客室开会的消息,张伯苓只好离开。他沿着校园走了一圈,没见到一个学生。原来校方令学生此刻一律留在教室里,不让张伯苓接触到学生。当天下午,他到南开大学,几位老友给了他些许慰藉,使他感到人间尚有真情在。

但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张伯苓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10月17日是南开校庆日。16日晚,南开中学派人来对锡祚交代:不要让张伯苓参加校庆活动。第二天早晨下起了小雨,张伯苓穿上雨衣正要去南开中学。锡祚对他说:“下雨了,爸爸您就别去啦。他们也不太欢迎您。”张伯苓马上就领会了,脱下雨衣:“好,既然下雨就暂时不去吧!”

别看我傻,我干,干出个样子来看。

校庆日下午,张伯苓忍不住还是到南开大学,会晤一些知心朋友,关怀学校的发展规划。但一些激进师生对他充满敌意,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从此再也不愿去自己一手创办的南开了。1950年秋天以后,他隐居家中,没有踏进南开校园一步。这时他发现自己一生的工作被全盘否定,内心极其痛苦。独自一人时,不是发呆,就是用手击头,长吁短叹。这位面对日寇自称“不倒翁”的巨汉,此时竟颓然倒下。

靠着张伯苓四方化缘,南开大学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儿子和儿媳尽量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常在家设便宴,分批邀请南开校友。也有校友邀校长去作客。一次席间,他豪放地说:“咱们南开校友真是遍天下,在北京有周恩来摆宴席,到了台北,吴国桢也会请客的!”

当时,南大大学请美国资金在南开建一个科学馆,美方要求,南开大学必须出一半资金。

校友们怕校长寂寞,经常在下午三点至五点来陪他说话。晚上八点整,张伯苓便拿出七块大小不同、款式各异的旧手表,同收音机里的广播对时。这些表都是学生们的礼物。对表成了他每天晚上的一大乐事。

几十万的大洋,对于当时的张伯苓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数字,当时美国在中国的办事人员,都认为张伯苓几近崩溃。

张伯苓还爱到戏院消磨时光,“大舞台”、“小梨园”是他常去解闷的地方。

张伯苓为南开大学募捐的时候,社会各界捐什么的都有,有捐银元的,有捐债券的,也有捐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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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一个债券正好到期,兑换了七八十万现金,一下子把所需要的钱凑齐了,美国资助款也马上进入,南开大学科学馆得以顺利建成。

南开大学

接着木斋图书馆也建成,南开大学随之进入正轨。

张校长的遗产

张伯苓的傻干劲也进入正轨,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经济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等先后成立。

1951年2月14日晚饭后,张伯苓的好友、南开校友卢开瑗来拜访,告诉他:据小道消息中央将任命他为政协副主席!张伯苓听了非常激动,两人谈得无比兴奋。客人告辞,他坚持要送下楼,一直送到大门口,然后返回二楼卧室,依旧沉浸在亢奋中。这时儿媳给他端去一杯热茶,只见他口歪眼斜,已不能说话了。锡祚急忙请来医生,诊断为脑溢血,2月23日溘然长逝。

最终形成了大学部、研究部、男中部、女中部、小学部合而为一的南开学校体系。

张伯苓去世的次日早晨,周总理从北京来吊唁。随后他对在场的南开校友说:“张校长刚从重庆回来,本想让他先休息休息,再请他出来工作,没想他突然故去了。”有校友提出应怎样评价张校长,周总理说:“看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卓有成绩,是有功于人民的。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十分关心,对他寄予希望。他突然去世,十分可惜。”他还说,校长晚年虽有失误,但毕竟没跟蒋介石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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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们收拾张伯苓遗物时,发现他的钱夹里仅有七元四角和两张戏票。张校长身后只有这区区几块钱。他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但留下了四座学校: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重庆南开中学。(摘自《天津日报》作者:龙飞。"张伯苓与严修"一节为《非常历史》增补)

在战乱频仍的环境中,张伯苓靠着傻干和苦干的乐观精神,创立南开学校体系,与一流大学北大清华并肩而立,是中国教育界的奇迹。

且南开务实的教育风气,南开的学生总是被社会特别重视,国内各行各业的岗位上有,美英法一流学校企业中亦有。

张伯苓自己也很满意,但他还是不失傻气地教导学生,现在要改造国家社会,非有傻干的人不行,你们人人都要这么嘱咐自己。

当时“永利、南开、大公报”被称为天津三宝,当时也有一句话,入得南开便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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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经济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张伯苓把应用两个字提到特别重要的位置。

南开大学率先在国内创立了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化工系和应用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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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邀请外国人来建硫酸厂,南开大学的化工系说,我来给你办,只花费了外国一半的费用,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硫酸的历史。

1927年,张伯苓在南开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经济研究所,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很多经济研究的文章,研究的课题都是中国问题,如物价指数,开中国之先,外国人研究中国经济,依据的就是南开的经济统计数据。

同年,张伯苓去东北考察,回来后便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并迅速在南开大学成立了东北研究会,集中调查东北问题,并不断推出研究成果。这使得日本人非常仇视,并在报上称“南开为排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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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伯苓无所畏惧,顶着巨大的压力,出版了日本问题专号,加强了对日本罪行的揭露。

“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学生在张伯苓的支持下,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更是引起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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