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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浏览次数:118 时间:2019-06-21

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内容摘要:

现代性;中国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 / 建制议程;合法性挑战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2011年暮冬的一天,我们做完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稿的最后一次校订,当时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距离最初想到要翻译这本篇幅并不大的书,居然已过去近十年了!这期间,我们当然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一直是在我们的日程上的。想不到此事竟拖延了那么久尤其是,我们并非懒惰之人。于是感到,应当把这段经历和种种相关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便有了下面这篇译者导言。

  【关键词】现代性 中国现代国家 根本性议程 / 建制议程 合法性挑战

  说起来,那已是2002年的事了。当时,陈兼和刘昶合译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飞力的名字和著述,过去在国内只是少数专治清史的学者才知晓,但自从此书中译本问世后,越来越为国内各方读者所了解。

  【作者简介】陈兼、陈之宏: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中,孔飞力长久以来便被视为大家,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当时四十多岁、正值盛年的孔飞力从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被请回哈佛,接替费正清出任历史暨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这是一个属于旗手性质的重要职位。然而,孔飞力的历史著述并不以快著称,他本人更不属于著作等身之辈。他于1978年重回哈佛到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间,共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此时,距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们现在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由法兰西学院魏丕信(Pierre-琀椀攀渀渀攀 Will)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飞力的第三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译本。

  一

  孔飞力的历史写作素来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并继承了乃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z)的风格,在历史叙事的构建中渗透着深刻的知识及人文关怀(史华慈曾称他将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结合了起来)。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更为准确地说,真正的知识精英)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翻译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11年暮冬的一天,我们做完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稿的最后一次校订,当时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距离最初想到要翻译这本篇幅并不大的书,居然已过去近十年了!这期间,我们当然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一直是在我们的日程上的。想不到此事竟拖延了那么久——尤其是,我们并非懒惰之人。于是感到,应当把这段经历和种种相关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便有了下面这篇“译者导言”。

  我们接过《起源》一书的翻译,其实并非本来的计划。《叫魂》中译本出版后,陈兼几次说过,再不会接翻译之类的活了。但在2002年3月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孔飞力的一番话改变了陈兼的想法。他在闲谈中提到,除了正在做海外华人这个大项目外,他的《起源》一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很快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接着谈到,该书的主题及主要论点涉及的是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时,他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他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种小结。陈兼听后,居然产生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冲动,而这似乎正中孔氏下怀。于是,那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顶楼俱乐部喝咖啡时的这番谈话,促成了我们翻译《起源》的决定。

  说起来,那已是2002年的事了。当时,陈兼和刘昶合译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飞力的名字和著述,过去在国内只是少数专治清史的学者才知晓,但自从此书中译本问世后,越来越为国内各方读者所了解。

  后来,我们多次感到,这似乎真的是继翻译《叫魂》后的又一错误决定。翻译,常被当作为他人作嫁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都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每年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估中,翻译不管翻译的是多么重要的文字,也不管译得多么好(而这是极不容易的)都不会被视为原创性的治学行为。然而,好的译著的产生却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说,是要慢慢地磨出来的。(据说当年傅雷译书便以每天500字为限,以保证质量。)这几年,又恰逢我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往康奈尔大学任教,除了平常的教学和研究外,陈兼还承担了极为繁重又牵扯到复杂人事关系的行政工作,实在难有时间用在译书上。于是,翻译此书的事一拖再拖,直到2009年我们都从康奈尔大学学术休假,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时,才有了一段可以相对集中用于翻译此书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初译稿。这两年又断断续续地对译稿再作反复修改,才完成了现在这一稿。我们的翻译水平其实并不见得比别人高,只是做这件事时不敢草率行事而已,虽不敢说处处呕心沥血,但确实是字斟句酌。(对孔飞力的著作,尤其需要如此!)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中,孔飞力长久以来便被视为“大家”,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当时四十多岁、正值盛年的孔飞力从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被请回哈佛,接替费正清出任历史暨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这是一个属于“旗手”性质的重要职位。然而,孔飞力的历史著述并不以“快”著称,他本人更不属于“著作等身”之辈。他于1978年重回哈佛到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间,共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此时,距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们现在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由法兰西学院魏丕信(Pierre-琀椀攀渀渀攀 Will)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飞力的第三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译本。

  这些年来,每当陈兼对认识他的美国同事和同行们提起他打算翻译孔飞力这本书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为什么?哈佛的两位资深教授便曾问过陈兼:你自己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放在别人著作的翻译上?

  孔飞力的历史写作素来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并继承了乃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z)的风格,在历史叙事的构建中渗透着深刻的知识及人文关怀(史华慈曾称他将“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结合了起来”)。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更为准确地说,真正的“知识精英”)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翻译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确实,表面上来看,我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题目同孔飞力似乎很不相同。多年来,陈兼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中美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及教学;陈之宏的博士论文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康奈尔大学教的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史料分析及中国商业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对我们来说,孔飞力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翻译他的著述?这恐怕首先是因为翻译是我们的一种莫名的嗜好陈兼向来的一个习惯,便是对照着中译本读英文原著,并不时做各种各样的批注;陈之宏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前便为中央编译局翻译过不少文献资料,尤其喜欢翻译中那种咬文嚼字的过程和感觉。再者,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构建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尽管我们当下从事的研究项目似乎同孔飞力的著述相去甚远,但从知识和人文关怀的层面来看,尤其是从后革命关切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意见同他的很多看法有着相通之处。这一点,在翻译《起源》一书时尤为明显。

  我们接过《起源》一书的翻译,其实并非本来的计划。《叫魂》中译本出版后,陈兼几次说过,再不会接“翻译之类的活”了。但在2002年3月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孔飞力的一番话改变了陈兼的想法。他在闲谈中提到,除了正在做“海外华人”这个大项目外,他的《起源》一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很快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接着谈到,该书的主题及主要论点涉及的是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时,他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他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种小结。陈兼听后,居然产生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冲动,而这似乎正中孔氏下怀。于是,那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顶楼俱乐部喝咖啡时的这番谈话,促成了我们翻译《起源》的决定。

  后来,我们多次感到,这似乎真的是继翻译《叫魂》后的又一“错误”决定。翻译,常被当作“为他人作嫁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都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每年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估”中,翻译——不管翻译的是多么重要的文字,也不管译得多么好(而这是极不容易的)——都不会被视为“原创性”的治学行为。然而,好的译著的产生却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说,是要慢慢地“磨”出来的。(据说当年傅雷译书便以每天500字为限,以“保证质量”。)这几年,又恰逢我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往康奈尔大学任教,除了平常的教学和研究外,陈兼还承担了极为繁重又牵扯到复杂人事关系的行政工作,实在难有时间用在译书上。于是,翻译此书的事一拖再拖,直到2009年我们都从康奈尔大学学术休假,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时,才有了一段可以相对集中用于翻译此书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初译稿。这两年又断断续续地对译稿再作反复修改,才完成了现在这一稿。我们的翻译水平其实并不见得比别人高,只是做这件事时不敢草率行事而已,虽不敢说处处“呕心沥血”,但确实是字斟句酌。(对孔飞力的著作,尤其需要如此!)

  这些年来,每当陈兼对认识他的美国同事和同行们提起他打算翻译孔飞力这本书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为什么?”哈佛的两位资深教授便曾问过陈兼:“你自己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放在别人著作的翻译上?”

  确实,表面上来看,我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题目同孔飞力似乎很不相同。多年来,陈兼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中美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及教学;陈之宏的博士论文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康奈尔大学教的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史料分析及中国商业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对我们来说,孔飞力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翻译他的著述?这恐怕首先是因为翻译是我们的一种莫名的“嗜好”——陈兼向来的一个习惯,便是对照着中译本读英文原著,并不时做各种各样的批注;陈之宏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前便为中央编译局翻译过不少文献资料,尤其喜欢翻译中那种“咬文嚼字”的过程和感觉。再者,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构建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尽管我们当下从事的研究项目似乎同孔飞力的著述相去甚远,但从知识和人文关怀的层面来看,尤其是从“后革命”关切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意见同他的很多看法有着相通之处。这一点,在翻译《起源》一书时尤为明显。

  二

  回顾起来,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这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下简称“《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叫魂》这两本书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对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引导整整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极为扎实的档案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基层的表现入手,讲述了贩夫走卒、乡愚村妇,以及四处游走的贫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后的种种经历,将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情势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在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相应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也可以说,“国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飞力为《叫魂》所构建的大叙事中,“国家”又是关键性的角色。他将相当的笔墨放在对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体现的君主及各级官员的描述与探讨上;他所试图揭示的,是由皇权及官僚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透露出来的大清帝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和内在矛盾。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满清统治者因大一统帝国表述与自身种族意象之间的紧张而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确实是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将“中国”当作一个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全国性”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知识关怀。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孔飞力当然十分注意对于“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但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基本的层面,这其实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知识关怀的真正归宿之所在;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在孔飞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从《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年,但最终没有成书的关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地方自治发展的研究),孔飞力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同他对“现代国家”特质以及“现代性”的界定是有关的。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是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与此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于是,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及政权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形成当作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面获得说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请孔飞力到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演讲,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来并做较为系统的表述。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关系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在这里,他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在演讲中,孔飞力开宗明义便提出,自己所要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关的“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飞力对此的定义是:“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

  这就使得我们遇到了如何翻译constitutional这一基本词语的问题。对此,我们颇费踌躇。一种简单的做法,是将“constitutional question”和“constitutional agenda”这两个概念译为“宪政问题”和“宪政议程”。如果从constitutional这一词语的起源及其演变和使用来看,它确实同“宪法”及“宪政”有关,并以之为核心;实际上,孔飞力在一系列著作的写作中,也确实有很多时候是直接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例如,他在陈兼曾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家》发表的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的作用》①的论文中,便完全是在“宪政”的意义上使用constitution这个词语和概念的。)

  然而,在《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对于这一概念和词语的使用,既同宪政民主或宪法有密切关系,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环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的建制层面的涵义。如果简单地将constitutional译为“宪政的”,或将“constitutional agenda”译为“宪政议程”,那就会在多处偏离孔飞力的本意和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景及书中相关论述的语境,也忽略了孔飞力试图深入讨论并阐发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特征。事实上,若将constitutional径直译为“宪政”,在孔飞力的书中会有很多时候是读不通的。例如,若将魏源的著述译为具有“宪政”上的考虑和意义,便是极为牵强附会的,甚至会产生偏离孔氏原意的误读或误导的作用。经反复推敲之后,我们决定根据书中讨论的具体语境,将这两个基本词语分别译为“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②至于这一译法是否妥当,以及是否还有更好的译法,是我们想向读者诸君请教的地方。

  孔飞力在书的开首还明确提出,他所要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是一种“中国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那么,何为“中国”或“中国的”?孔飞力在书中并未进行展开性的讨论。他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因此,我们将书名译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不是“现代中国的起源”——尽管后一书名似乎更为简明,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孔飞力的历史叙事和论证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似乎已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直接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前提来对待的。(在这一关键点上,中国的情况和“民族国家”形成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没有太多涉及他在《叫魂》中曾深入讨论过的“汉化”以及乾隆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焦虑”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本书(以及孔飞力的其他著作)中,他几乎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作为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形成、塑造及再塑造的相关问题。在这本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专论中,孔飞力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人们在论及现代中国的形成时一般会讨论的清朝对“中国”的改造、从朝贡体制到条约体系的嬗变、中外国家关系、领土性问题、边疆问题、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题目。

  鉴于孔飞力所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从自己的知识关怀及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业角度出发,当然会觉得像孔飞力这样一位大家未能围绕着“中国”及其认同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进行展开性的讨论是一种缺憾。说到底,尽管《起源》一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毕竟“中国”及其认同是其中处处会涉及的一个基本的“变量”。“中国”如何变动,同“现代国家”在中国如何形成,是有着紧密交错并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的。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这其实正是孔飞力本人知识关怀及学术兴趣所在的又一反映。如果将对于现代“中国”及其形成演变的讨论也包括进来,那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另一本书了。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而不是放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上,不仅因为这同他本人先前的一系列研究有着延续性,更要紧的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中国经验为个案,来验证他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一些涉及普世性意义的思索——而在我们看来,这确实是一些极为重要并耐人寻味的思索,并足以使这本书引起对于中国和人类命运有着任何意义上的关切的人们的重视。

  三

  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要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其形式和构成有不同的特征,对此的探讨也没有一定之规。他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所选择的,是从“根本性”问题或议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极为精辟的看法,同时也留下了诸多进一步追问的空间和可能性(而这正是一本好书应有的特征)。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三组问题或矛盾的选择,同孔飞力本人先前对于中国帝制晚期历史的一系列研究有关。他在本书中就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不仅是对自己先前研究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思考的进一步升华和澄清。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变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近世以来,知识精英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出发的,并同外来的知识之影响形成合流,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问题在伴随着时势演变而来的语境嬗变的背景下获得了“现代”的性质。进入19世纪后,尽管人们的思考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无论是问题提出本身或是构成人们对问题回答底蕴的基本文化资源,却仍然可以从中国传统自身找到其根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讨论问题何以具有“根本性质”,又何以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逻辑入口时,孔飞力表现出了对于被他称之为“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特别重视。在他看来,从乾隆到嘉庆转换的这十年间,是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向现代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危机有着内外两方面的根源,其直接诱因是乾隆盛世的环境和条件。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经济规模也空前扩大。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同长期的和平环境分不开,更是由于中国同世界其他部分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深化。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由美洲引进的新作物适于在坡地上生长,在扩大农耕范围和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从而为人口空前增加创造了在整个帝制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新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扩大又带来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出口的大量增加,并使得国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银和铜钱也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由于经济规模扩大、就业人数空前增加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大增的需求,也转而成为人口增长的新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同“世界”的联结,则贯穿乾隆盛世的人口大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却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的盛世”。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便曾指出、在本书中又再次强调的那样,在乾隆盛世繁华表象的背后,沉积于深层的各种问题正渐次泛现出来:君主由老迈而变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严重蜕化,从上到下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民变与叛乱的温床,等等。从表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同历史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衰败情景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因素——却是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统治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或如孔氏所言,由此而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由此而触及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帝制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危机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国帝制时代的性质,这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起始点。

  在关于中国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起始及其思想资源的探索中,孔飞力的讨论集中于被他称为“文人中流”的政治及文化精英所起的作用。这种做法本身,其实也是孔飞力对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之理解的一种反映。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乃师史华慈是极为相像的:他们都有着一种对于知识精英“先驱”作用的深刻信仰,这既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为“知识精英”的使命感(但这又与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的无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道理之所在。在史华慈于自己学术生涯晚期写成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著中,一再表现出了对于先秦诸“先学”(learned vanguard )、“先哲”(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高度重视,并认为正是他们界定了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史华慈和孔飞力关于自己所要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楷模;对于史、孔来说,不管从事何种研究,最终的问题意识应当“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这是他们关于自身知识关怀定位的愿景。

  在本书关于19世纪知识精英的讨论中,孔飞力将目光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为人们所熟悉或不那么熟悉的人物身上。孔飞力之所以重视魏源,并不在于中外学界一般所关注的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等而对中西知识所起到的连接作用,而是因为他的思考在“传统”走向“现代”时的承上启下作用。魏源所处的时代,18世纪90年代危机早已发酵膨胀,大清帝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之败后进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其天命所归的正统性遭遇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魏源所提出的危机应对之道,固然也涉及了诸如改善盐政、漕运之类的“政治变化的具体计划”,但并未拘泥于其中,而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国家”产生有着内在联系的“根本性问题”。用孔飞力的话来说,魏源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孔飞力关于魏源的讨论集中于两点。第一,他认为魏源的危机应对思考以处理国家所面临财政汲取的困境为切入点,涉及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问题。在中国千年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着文人阶层庞大,而官僚队伍却相对狭小的矛盾,绝大多数文人终其一生亦进入不了为官之列。魏源则意识到,要应对危机,关键在于要使得更多的文人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使得他们由政治权力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鉴于中国文人从来便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与抱负,而在官场内外的文人们虽有着政治权力上的差异,却存在文化与社会身份上的事实平等,因此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在魏源的思考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还有促进“政治竞争”的问题,他主张应从广开言路开始,允许并鼓励文人中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讨论乃至争论,并使得他们跳出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起一种务实及孜孜探究的政治风格和行为,而不是“空言王道”。然而,要将这些看法付诸实施,魏源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已经被搞臭了的党争现象,因而需要使文人中流们从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党争阴影中走出来,从而以一种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态度投身到政治讨论和竞争中去。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含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在这里,不禁令我们想起了与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的警世名言:“万马齐喑究可哀”。

  既出于对“党争”的顾虑,更出于一种自己同国家及体制本为一体的认同感,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和竞争的设想从一开始便以这将使得国家和体制获得改善和加强为前提和目标。他一再强调,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争论,不仅不会造成国家权力(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与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于产生“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各种内忧外患的国家”。归根结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助于国家有效性的加强”的问题。与此相关,“威权政治非但不应当受到削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但鉴于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广开言路,则其要旨显然又不应局限于国家权力的加强,而更应着眼于国家合法性的加强。说到底,即便是威权政治也是需要强力以外的合法性作为支撑的。

  那么,魏源的思考主要以何种知识资源为底蕴?孔飞力所强调的是他的思想资源的本土性质。他不太看重魏源写了对于“域外世界”作系统介绍的《海国图志》,并认为魏源的思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为了说明魏源变革思想的根源及其在当时条件下的合法性之所在,孔飞力集中讨论了他以自己饱读经书之名儒的身份,发扬“今文”学派继周损益以求制度创新之传统,通过对《诗经》的重新解读而为自己具有革新意义的政治主张提供历史正当性的支持。(孔飞力因而提出,《诗经》提供了“构成我们必须称之为‘根本性’问题讨论的素材”。)对于《诗经》中“呦呦鹿鸣”之名句,通常均读为君臣相谐之意,而魏源则指称,这其实强调的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并从这里引申开去,论及“得多士之心”和“民心有不景从者乎”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合法性问题!)由此而生成的,则是唤起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共生活的合法边界”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觉悟。

  魏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的“广泛参政”建议只适用于文人中流,连“下士”之辈亦未包括在内,更遑论普通平民百姓了。他没有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问题发问并得出相应的回答,更没有涉及权力制衡及相关的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便如此,孔飞力所看重的是,尽管通向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并非魏源的目的,但他的论述却从道理上来说为这种建制层面的发展及其合法性的获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关于政治参与旨在国家权力加强的目的论是否也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后来“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伏笔?

  在孔飞力笔下,魏源在“建制议程”思考上的继承者和超越者是冯桂芬。他们之间有着大约半代人的间隔,但两人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势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在魏源的时代还只有征兆,或者还只是刚刚露头的危机情势,到了冯桂芬时已经成为不断扩大并深化的危机的现实。孔飞力强调了魏源和冯桂芬在思想上和“基本关怀”上的相通之处,以及冯桂芬在更为广泛的文人问政思想上对于魏源的继承关系。同魏源一样,冯桂芬的出发点是所有文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为他们提供了参政的合法性,他也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并同样将扩大文人参政视为应对危机并使得“国家活力增强”的路径。然而,冯桂芬的思考还在一系列方面超越了魏源。尤其是,他提出了某种在孔飞力看来属于乡村“自治”先声的主张,并突破了魏源关于参政仅止于文人中流的界限而将乡村绅民等也作为政治参与的对象包括进来。同时,他在扩大参与的问题上比之魏源跨前了一大步。除广开言路外,他还主张以“千百人之公论”为尺度以及“得举多少为先后”来选拔官员,从而将政治参与进一步发展成为某种平权“选举”的设计,而在他看来,这是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维护的更好途径。孔飞力指出,除本土知识资源外,尽管冯桂芬并不承认,但以“得举多少”任命官员的做法透露出他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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