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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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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宋朝建立之后,是中央透过政治的变革,向基层伸展了统治力。但徽宗以后,政局的骤变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地方菁英与豪右所组成的基层力量,在维持社会秩序上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南宋时期更基于长期面临和战的困局,在军政、财政和政治上既需要仰赖地方,于是一方面修正强干弱枝政策,对地方释放部分权力;而另一方面县一级的基层官员,在推动政务与建设上也要藉助地方的力量,因此地方豪强与菁英一地方官员一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基本上构成了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彼此合作,互相依存;也形成某种程度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此一现象为后来的朝代所继承,成为中国基层政治社会的主要图像。因此,从基层政治运作及社会关系发展的角度看来,中国社会在唐宋之交与两宋之际都有转变,到南宋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雏形。

提要:宋代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地方亲民官,并设置巡检、土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徽宗时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治安,使地方菁英、豪右与胥吏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南宋时由于长期和战等因素,使县政推动更需倚赖地方势力的协助。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形成南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共同合作互相依存。宋代士人的角色更为重要,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关键词:宋代基层社会基层武力胥吏乡居士人财政中央化一前言唐宋变革或转型的研究是中国唐宋断代史之外,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较宏观的重要课题。此一议题自内藤湖南提出以来,长期成为国际汉学界探索中国历史的主要范畴之一,不仅有助于掌握朝代与朝代间的衔接转变,以及长时期历史的延续与变化,更是探讨中国历史变迁乃至近代化的热门主题。学界对此一议题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人口、商业、土地、政治、社会流动、地域家族、妇女等方面,成果丰硕。学界对于唐宋变革的讨论,提出了多种说法,各有创见.在变革分期的研究上,学者都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对唐宋的哪一个时段是历史转型或定型期,仍有不同意见;以往多强调唐宋之际是历史变革期,刘子健教授则提出南宋是转型期的说法。①在议题的研究上,日本学界对社会、经济领域,及其时空所造成的差异有比较深入的讨论。欧美学者则从科举社会流动及思想史的取径人手,重视北宋、南宋菁英分子的差异.这些研究成果,都能超越朝代的断限,作长期观察,对历史变迁的因素也提出看法,自有其贡献。中国大陆与台湾学界则在近年来才提出较集中的讨论议题,成果尚待观察。——————————————西汶艺术网①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第79—85页。近来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在刘子健教授的论点上进一步加以梳分、论述或补充。不过,目前的研究成果仍有若干不足之处。一是讨论的问题仍过于集中,以某些专题、资料、地域作为观察变化的基点或立论的基础,提出某一个时段是历史现象的转变或定型期,并解释变革的原因。二是讨论侧重阐述变革、转型或消长的一面,忽视延续性及各种关系变化的过程,似有抽刀断水之嫌,致使讨论议题形式化。三是强调唐宋之间的变化,反而淡化唐与宋朝代内的转变因素;其实,有些议题在朝代之间与朝代之内都可能有所变化,因此,若能同时观察唐宋历史本身的变化,也有助于厘清历史长期的发展与演变。宋代社会是以往宋史研究中较弱的领域。近年来在学界的努力下,对妇女、家族、宗教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开展新的议题与视野,而且成果显著.从最近几篇相关研究回顾的论文,可以反映学界努力开拓宋代社会相关领域研究的新方向,①其中基层社会更是社会史研究的新焦点。不过,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多属个案的探讨,而且偏重于乡村制度与区划,以及个人与家族在社会中的角色,尚有许多广泛的基层社会的议题,有待进一步开展、充实和完备。本文以县作为基层社会的讨论范围。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地方社会的研究取向各有侧重点,其中“乡村共同体”或“地域社会”的概念,是日本学界的重要视角,但这样的研究视角似乎过于侧重“社会的”及“空间的”,反而忽视国家权力及政局变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而“地方”一词又有与中央对立之意。个人先前研究地方军与地方武力时,也发现这些武力多超越县,而属于路或府的层级,因此在本文中以“基层社会”作为整合结构与空间、政治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场域。②基层社会指涉的内涵多因人口、活动空间和数据记载的详略而有所不同,如以今天而言,基层社会可以指涉村里,明清的基层社会则可以是乡镇。宋代基层社会的范围目前仍在讨论阶段,研究取向也不一致。③明朝以前,中国乡镇志一类的地方资料不多,除了个别地区,很难作为观察基层社会的对象,而县是中国历代行政组织中设官任职、执行政策、维护治安、司法裁判和财税征收的基本单位,县衙所在的地区是官府行使公权力和统治力的基点,也是民众和官府交涉、交流的场所,中央政治力与地方社会力接触的界面。一般而言,被认为是中央集权的宋代,任职于县的官员大概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县尉,顶多再加上监商税务一人,其他事务性的工作,则由胥吏担任。④县衙的官员不多,却是执行公权力,象征王权统治力的中心。乡里固然能真实体现基层社会的活动面貌,但在宋代是虚化的行政区划,而且受到资料的限制,只能看到极少的个案或特殊时期的样貌,并不具有普遍性。反之,从县这一层级,尤其是县衙所在的县城,较能体现政治运作、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乃至经济、文化活动,也是资料上能较全面反映社会现象的部分。因此,本研究以县作为观察宋代基层社会的基点,应当较为明确且争议较小。——————————————①参见吴雅婷:《回顾1980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12卷,2002年,第65—93页;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汉学研究通讯》2003年第3期,第15—26页;李华瑞:《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研究》,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905—916页;王锦萍:《20世纪60年代以来宋代民间信仰研究述评》(待刊)及郭恩秀:《八十年代宋代宗族史中文论著研究回顾》(待刊)。页码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财政中央化的情况,到南宋越来越严重。南宋长期处于强敌压力下,和战丕变,除了定额的岁币、使臣往来耗费外,还有庞大的国防兵备需要朝廷支付。南宋初兵额无常,但乾道二年(1167)倪思指出全国约七八十万,李心传也说乾道内外大军不下五六十万。(注:参见王德毅:《略论宋代国计上的重大难题》,收入《宋史研究论集》第2辑,台北:鼎文书局,1972年,第291—292页。)宁宗时黄度指出,即使在与金和平时期,为了备战,每年仍须维持五六十万的兵力,兵费占财政支出的十分之六,是南宋国计的重大负担。(注:参见袁燮:《xie@②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0页;参见王德毅:《略论宋代国计上的重大难题》,《宋史研究论集》第2辑,第287—313页。)为应付庞大开销,宋廷只得进一步将地方财物集于中央,使财政集中化达于极致。绍熙元年(1190)谏议大夫何澹等人上言,指陈绍兴、乾道以来相继增置的税目繁多,包括总制、月桩、折帛、降本、七分酒息、三五分税钱、三五分净利、宽剩、折帛钱、僧道免丁钱、州用一半牙契钱、买银收回头子钱、官户不减半役钱、减下水脚钱等,都纳入中央。不但税目繁多,且多用比较赏罚之法责之州县,又取历年中最多者为定额,自然加深州县及民间的负担。(注:王德毅:《南宋杂税考》,《宋史研究论集》第2辑,第315—370页。)造成税目、税基不断增多扩大的原因很多,但国防军备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盖“方其军兴之初,则以乏兴为虞,及其事定之后,则又以养兵、馈虏为忧,是以有置而无废,有增而无减。”(注:《宋会要.食货》56之65、66;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92—93页。)以处州所辖七县为例,从绍兴年间起,除两税之外,又有和买一项;和买科敷的对象是四等以上民户,其标准有依土地起敷的实业物力钱,和针对商人营利起税的浮财物力钱二种。丽水县二项物力钱即达一百一万余贯。和买是上户的巨大负担,滋生诡寄逃税的现象,弊端丛生,造成税额不足、提高税率等种种困扰地方行政的事情。(注:叶武子:《宋丽水县奏免浮财物力札付碑》,《宋代石刻文献全编》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2003年,第814—815页。)

仁宗庆历以来,宋与辽、夏征战相继,所需军备粮食数量随之增加,中央政府财政开支日渐扩大,向州军征调财赋日益加重。(注:参见沈辽:《云巢编》卷9《张司勋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0页。) 到了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加强中央集权,控制社会,(注:参见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0—262页。)进一步改变向来财物仍多留于地方的政策,一方面在地方上增加了不少征敛的名目,另一方面将这些名目所得的收入都归于中央政府。此后,由于军队和官员日益增加,朝廷财政支出不断扩大,财赋集权的声浪愈高。尤其徽宗即位以后,因西部边境累年用兵,耗费极大财力物力,将元丰库贮积甚多的财帛支用殆尽。而蔡京以丰亨豫大为名,夸示升平景象,大肆建造宫苑、索取花石,使得府库空虚。因此,在财政政策上不仅承袭熙宁、元丰的做法,并且进一步加以扩大,采取弱外实内的措施,一方面重修上供格,尽量将各地的财赋收归朝廷和御前,曾五次下令将诸路常平司所积钱币运到京师,成为中央政府的财源。另一方面,则不时创立特殊征调项目,以增加中央的收入,如坑冶金银,尽输内藏,(注:参见《宋史》卷19《徽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9页。)并推动茶盐引法,将专卖收入尽集中央,宣和四年(1112)创立经制钱名目,征调中央。(注: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92页。)这些做法使地方财政出现窘困的现象。

宋代巡检与其所属的士兵是中央集权的重要表征之一,其设置更为普遍与复杂。经过宋太祖、太宗二朝的征战、招纳,藩镇割据局面消除,中央威权逐步加强,五代时期巡检使担负监督地方军镇势力的职能逐渐消失;反之,募兵御边与维护境内治安,成为巡检新的职责。宋初为防御辽、夏进犯,以及避免五代藩镇之势重现,朝廷任命一批熟识边防事务的将领,充任巡检,率兵守边,这些人“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久不易,则边事尽知”。(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第974页。)既能发挥御边的作用,又有利于集权中央。此外,为了加强维护宋境内的社会秩序,镇压反叛,宋廷则于远离城邑的多盗之区,设巡检、置寨兵,以强化治安缺口,稳固政权。到了宋与辽、夏关系趋于稳定之后,担任戍边重责的巡检,不仅数量减少、辖区缩小,地位也有降低的趋势。尤其自神宗以后,西北地区的巡检,不论辖区或地位都有明显的缩小与下降。反之,由于境内经济活动蓬勃,而宋廷为了增加财政税收,实施茶、盐专卖制度,导致境内外的茶、盐走私活动频繁,甚至武装护卫,不仅威胁地方治安,更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如虔、汀两地的走私者,活动区域辽阔,“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you@②七年二月辛巳条,第4739页。)这种现象自仁宗以来即已出现,并引起朝廷重视。宋廷为镇压私贩武力,开始在县中增设巡检,并提升其地位。(注: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41—54页。)仁宗在诏书中即说:“国家设巡检、县尉,所以佐郡邑,制奸盗也。”(注:《宋会要.职官》57之36,庆历三年五月。)此后,巡检与县尉共同成为宋朝维护基层社会治安的重要武力。

【内容提要】宋代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地方亲民官,并设置巡检、土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徽宗时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治安,使地方菁英、豪右与胥吏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南宋时由于长期和战等因素,使县政推动更需倚赖地方势力的协助。地方豪强与菁英一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形成南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共同合作互相依存。宋代士人的角色更为重要,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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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回避及轮调的规定,却对地方行政产生了不少负面作用。如轮调制度的实施,会形成“郡县之臣,率二岁而易,甚者数月或仅暖席而去”,(注:陈舜俞:《都官集》卷3《经制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0页。张纲在《乞久任札子》中也说有的官员到任未满一年,或二三个月就离职的情形,见《华阳集》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页。)“或未能尽识吏人之面,知职业之所主,已舍去矣”(注:司马光:《传家集》卷25《论财利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页。)的现象。而避籍制度所造成的语言障碍,沟通不易的情况,均使官员对他们所任职的地方以及所担任的职务多所隔阂,曾巩就对这个现象有很深刻的分析。(注:曾巩:《曾巩集》卷14《送江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221页。)以致除极少数强敏干练的官员尚能做到“吏不敢欺,民不被害”(注:黄淮、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217《刘行简乞令县丞兼治狱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2851页。)之外,大多数县政事务都要委诸胥吏。叶适就说:“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骤而问之,不若吏之素也;zan@③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官举而归之吏,则朝廷之纲目,其在吏也何疑。”(注: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34—835页。)说明由于胥吏熟悉法条规章,对地方民情风俗的了解比较彻底,使得官员在处理具体事务时,需要多倚仗他们。而且县政庞杂,县令实无法亲自处理这么繁琐的事务,许多事都要委由胥吏去办理。

巡检在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上所负的责任,更为繁重。基本上,县尉负责县城及草市的治安,属于民防性质;巡检则负责维持乡村治安,对付大股寇盗,“不得与闻州县事”,(注:《九朝编年备要》卷1,乾德三年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页。)驻所也偏设于地形险要之处,军防性质较强。巡检的任用资格虽多,但仍以武职官员为主,任期稍长,其中武学生及武举出身的人是出任巡检的重要资历。(注:方震华:《文武纠结的困境——宋代的武举与武学》,《台大历史学报》第33期,2004年6月,第1—39页。)而县尉一般是由文官担任,偶有兼差武臣的情形。

澳门皇冠gc128.com,讨论宋代基层社会的问题,理当涵盖整个中国。但在南宋时代,整个淮河以北地区已非赵宋政权的统辖区,而且史料明显不足,不易进行比较与讨论。因此本文讨论南宋时,限于淮河以南地区,江浙一带更是研究、观察的重点。

学界对于唐宋变革的讨论,提出了多种说法,各有创见。在变革分期的研究上,学者都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对唐宋的哪一个时段是历史转型或定型期,仍有不同意见;以往多强调唐宋之际是历史变革期,刘子健教授则提出南宋是转型期的说法。(注: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第79—85页。近来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在刘子健教授的论点上进一步加以梳分、论述或补充。)在议题的研究上,日本学界对社会、经济领域,及其时空所造成的差异有比较深入的讨论。欧美学者则从科举社会流动及思想史的取径入手,重视北宋、南宋菁英分子的差异。这些研究成果,都能超越朝代的断限,作长期观察,对历史变迁的因素也提出看法,自有其贡献。中国大陆与台湾学界则在近年来才提出较集中的讨论议题,成果尚待观察。

唐宋的基层社会中,基层武力和胥吏的发展与转变便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宋朝建立以后,县是国家直接实行权力的基点,不仅县一级的亲民官多由士人出身的朝廷命官担任,更借着武装力量改变的方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而且透过征差一定资产以上的民户,在各官府专职供役的方式,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巡检、士兵与县尉、弓手,是两种职权与角色相似的基层武力,(注:曾我部静雄:《宋代の巡检、县尉と招安政策》,《宋代政经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昭和49年(1974),第248页。)它们与由职役与衙吏构成的胥吏,正是彰显赵宋王朝中央深入基层的重要力量,也是观察唐宋的基层社会与政治运作变化的线索。在宋代,这两种强化中央集权的武力以及胥吏,却随着时代的推移,有着不同的演变历程,最后反而提供了社会力发展的空间,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一 前言

当大量财赋集中到中央后,地方的负担越来越重。中央政府透过财政征收的手段,对全国资源独占的现象,从北宋到南宋持续增长,而且在集权体制下,从中央到地方都会形成一种上级对下级资源独占,阶层性集权的现象。如此一来,使北宋原归地方财政的税款,多归人中央的岁人之中;而由地方政府征收的赋税,如商税、酒课等,则按比例由中央与地方分配。即使归于地方的收入,也要负责厢禁军、归明、归正人薪俸及地方官员馈送之用。在地方财政受到挤压的情况下,处于行政最底层的县府,财政的困难度是非常明显的。赋税名目屡增,税额加多,不仅形成百姓沉重的经济负荷,征税也是地方官的艰难任务。州县地方官上任之后,既要在短暂的任内筹措上级政府所需的财税,又必须为地方政府本身的开支寻找财源,充实地方经建费用,十分难为。地方政府既不易开辟新的财源,自然难以推动地方建设。彭龟年就指出:“今日之县令之所以难为者,盖以财谷之出入不相补耳,岂特不相补,直有铢两之人而钧石之出,甚相绝者。”理宗时,袁甫在知徽州任上,就指出所屑婺源县介乎万山五岭之间,邑最壮、民最犷,而财计最耗,以至有官吏出阙,无人敢任,“县佐摄官,苟求免过,指正税以解别色,挪新钱以掩旧逋,措置既无他方,豫借是为良谋。才一二年,不知几万,豪家富室,凭气势而不输官租,下户贫民,畏追呼而重纳产税”。为朝廷征收财税是县政的要务,都难以达成,也就没有多余的经费去推动建设,以至出现“学舍库务,几无孑遗,井里市廛,莽为瓦砺”的窘境。

总之,在传统社会中,乡居官员、士人或富豪,由于角色扮演的差异,形象有别。有的被乡里或官府视为排难解纷的长者,有的则被当作武断乡曲的豪横。这种看似对立的类型与评价,其实都显示他们在基层社会拥有政治权力、人际网络、经济资本和教育文化资源,既协助官府,也代表地方,扩充自身的利益。因此,既可在不同的场域看到他们的身影,也可以从不同立场,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他们领导或参与地方事务,成为基层社会的意见领袖,是势所必然的。在宋代,由于财政中央化日益加强,使地方权势之家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宋代财政中央化发展到极端,却造成地方财力的不足,地方官难以推动地方建设,加上宋廷对地方官员回避和轮调制度的实施,不仅扩大胥吏在基层政治运作的影响力,也让代表地方势力的社会菁英,得以藉由推动公益活动、公共建设乃至争取寺庙学校赐额等机会,介入地方事务,发挥影响力。这些制度与运作的发展,说明宋朝在推动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由于内外情势的转变,使原有的规划发生变化。到南宋,以地方菁英为主的地方势力,逐渐彰显其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

在此一社会主流价值的驱使下,读书识字的人数急速增加,形成基层社会的优势群体。从北宋到南宋,士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其速率甚至可以用膨胀来形容。以福州为例,乾道元年福州解发额当为六十二人,参加解试的人为一万七千余人,次年录取进士五十二人;淳熙元年(1174)参加解试者增为两万人,录取进士者为四十二人;录取率均在百分之一以下。从这份资料和其他研究结合来看,在南宋大约超过百分九十九以上的士人,仍被排挤在仕宦大门之外。可见读书业儒的士人在南宋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由于定期的科举考试,不断吸引着新成员的加入,使士人的阵容不断扩大,其中虽然只有少数人能当官,绝大部分的人则为谋生计,需要暂时或永久放弃举业。一如袁采所说:“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他们进入职场的途径很多,譬如在商业活动中担任牙人,从事法律公证事物的书铺,甚至从事医生、工商活动等;但多数仍以知识谋生,如被延聘在书塾、书院教学,或担任启蒙工作的乡先生等。像苏州人龚明之以授徒为业,同时致力举业,为期三十余年,到八十多岁才得以特恩授官。四明袁氏中的袁章、袁方、袁槱也是在大半辈子中一面教书,一面准备考试。袁章五十岁才中进士,袁槱则五十六岁才举特奏名进士。知识成为士人的谋生工具,各有专业发展,但在科举社会中“士人”所从事的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儒业,这样的身份,使他们可以突破职业樊篱与官民的界限,出入县衙。而且,由于学识相当、求学背景相同的同乡、同学交游结社,相互来往,在基层社会自然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优势群体。

本文以县作为基层社会的讨论范围。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地方社会的研究取向各有侧重点,其中“乡村共同体”或“地域社会”的概念,是日本学界的重要视角,但这样的研究视角似乎过于侧重“社会的”及“空间的”,反而忽视国家权力及政局变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而“地方”一词又有与中央对立之意。个人先前研究地方军与地方武力时,也发现这些武力多超越县,而属于路或府的层级,因此在本文中以“基层社会”作为整合结构与空间、政治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场域。(注:关于共同体的研究,谷川道雄教授是先驱,而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明清社会史研究者提出“地域社会”的视野则影响深远,相关论著颇为丰富,可参见檀上宽:《明清乡绅论》,刘俊文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53—481页;岸本美绪:《明清地域社会论的反思》,何淑宜译,《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第164—176页;《“秩序问题”与明清江南社会》,《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第50—58页;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72—83页等。)基层社会指涉的内涵多因人口、活动空间和数据记载的详略而有所不同,如以今天而言,基层社会可以指涉村里,明清的基层社会则可以是乡镇。宋代基层社会的范围目前仍在讨论阶段,研究取向也不一致。(注:吴雅婷在她的文章中,对基层社会一词是采取以人为中心向外推衍的较为宽泛的认定。见氏著:《回顾1980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12卷。)明朝以前,中国乡镇志一类的地方资料不多,除了个别地区,很难作为观察基层社会的对象,而县是中国历代行政组织中设官任职、执行政策、维护治安、司法裁判和财税征收的基本单位,县衙所在的地区是官府行使公权力和统治力的基点,也是民众和官府交涉、交流的场所,中央政治力与地方社会力接触的界面。一般而言,被认为是中央集权的宋代,任职于县的官员大概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县尉,顶多再加上监商税务一人,其他事务性的工作,则由胥吏担任。(注:福州辖下各县大约有一百至二百名胥吏,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社会结构》,《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7年,第594页。)县衙的官员不多,却是执行公权力,象征王权统治力的中心。乡里固然能真实体现基层社会的活动面貌,但在宋代是虚化的行政区划,而且受到资料的限制,只能看到极少的个案或特殊时期的样貌,并不具有普遍性。反之,从县这一层级,尤其是县衙所在的县城,较能体现政治运作、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乃至经济、文化活动,也是资料上能较全面反映社会现象的部分。因此,本研究以县作为观察宋代基层社会的基点,应当较为明确且争议较小。

这些富人家族,藉由人际网络或参与社会活动等方式,在乡里社会贡献人力、物力。经营产业有成的富人,除了栽培下一代,提高家族声望外,更藉由婚姻、交游等方式,与当地其他家族、社群建立绵密的社会关系,以厚植社会影响力。同时也透过参与社会活动,或为乡里建设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或协助地方官推动政务,来提高其社会地位。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慈善救济的公益活动,缓和了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也参与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有效化解了因财政中央化后,地方官府无力从事建设及推动文化活动的窘境。如在明州州学、奉化、鄞县、慈溪、定海县学的兴修、重建过程中,当地富室与士族都扮演着参与或捐助的角色.其中奉化县富民汪汲、汪份兄弟最具代表性。汪氏兄弟都是陆学门人,在县府经费窘困、无力修建县学时,出资建大成殿,更新县学,重建广济桥,建造船舶,便利奉化与鄞县的交通,为宋代四明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富豪在地方建设中既有参与,也有付出,他们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自然显露出来。

从地方大族为民间神祠或家族祖先立庙,争取赐额、赐号,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在基层社会具有高度的延续性,而地方大族则在筹措经费、组织信众、兴建庙宇、举办庙会、申请赐额等活动中,主导推动,活动频繁;反之,对于官方祀典的神灵,其参与程度则有衰微之势。这种现象也说明地方势力借着争取本地祠神信仰合法性的同时,发挥他们在地方的影响力。

地方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宋以前的中国历史,同样存在着代表国家政治力的中央王朝与代表地方社会力的地方势力;彼此的关系,随着政治社会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发展与互动.地方势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以不同的面貌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与中央的互动和影响有别,呈现的方式与代表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唐代的藩镇割据时,镇将把持地方,镇将就被视为与中央相抗衡的地方势力。宋代由朝廷设置弓手、土兵,隶属于县尉、巡检,县这一级就被当成中央集权的象征.其实,基层社会仍有许多延续性的事务,只是宋廷透过制度的设计和实际政治的运作,伸展政治力于基层的行政区域时,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以知识为谋生的士人群体,以及凭借财力豪勇的地方豪强,所交织形成的社会力,在县这一行政地区,碰撞交流,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到了南宋,因着士人群体形成基层社会的主轴,而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

原标题:学术 | 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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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中央化的发展趋势

(二)县尉与弓手

(一)巡检与士兵

观文殿学士钱端礼也被检举“居台州,挟持威势,骚扰一郡,营治私第,凡竹木皆自取于民”。朱熹记录他在南康军任满前,处罚违法士人及胥吏包庇的案件时,有人告诉他犯者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袁采也记载地方豪强违法乱纪的事例,说:“居乡曲间,或有显贵之家,以州县观望而凌人者,又有高资之家,以贿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势之时,州县不能谁何。”这些人在乡里把持短长、妄有论讼,或结集凶恶,强夺财物,侵占田产,州县不敢治罪。他对这种情况深恶痛绝,却没有办法,认为不必穷治,只好期待报应。到宁宗时期,平江府昆山县所辖的地区仍见豪民怙资凭强,轻死犯法,或慢令县政,致使“役次难差”,形成治安死角。嘉定十年宋廷分创嘉定县以后,在官府努力下,情况才获得改善。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许多法律诉讼的势力,都为地方豪右武断乡曲所致,是基层吏治纷扰的所在。

胥吏在基层社会的地位,和他们在地方社会的中介性角色也有密切关系。胥吏操持县政的做法对基层吏治的伤害及其负面影响,固然常为人所诟病,也遭到官员的鄙视。他们一方面与官户同属形势户,却也是官员刻剥资取的对象。袁采就说:“惟作县之人不自检己,吃者、著者、日用者般挈往来,送馈给托,置造器用,储蓄囊箧,及其它百色之须,取给于手分、乡司……其弊百端,不可悉举。”(注:袁采:《袁氏世范》卷中《官有科付之弊》,第115页。)说明胥吏是官员剥取地方资源的主要管道,甚至是与官员均沾利益的共同体。但他们同时是当地社会的成员,与地方权势之家有着盘根错节、公私兼具的关系,是当地社会的主流力量之一。这种现象均使得胥吏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宋政权南渡后,基层事务专业化的属性加强,胥吏在政务运作中的分量更重。叶适指出其缘由说:“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按指吏)。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注:叶适:《水心别集》卷14《吏胥》,第808页。)这就给予胥吏操控基层事务的空间,形成“吏强官弱”或“公人世界”的局面。宋廷规定县令的职责巨细靡遗,甚至需亲自定时为监狱牢门开锁,(注: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杂事》,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537页。)但实际情况却与规定相违。以法律裁判而言,胡太初就指出:“在法,鞫勘必长官亲临,今也令多惮烦,率令狱吏自行审问,但视成款佥署,便为一定,甚至有狱囚不得一见知县之面者,不知吏逼求贿赂,视多寡为曲直,非法拷打,何罪不招。”(注:胡太初:《昼廉绪论》《治狱篇》,收入《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影印百川学海刊本,第11页下—12页上。)真德秀也指出:“访闻诸县,闻有轻置人囹圄,而付推鞫于吏手者,往往写成草子,令其依样供写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钱。”(注:真德秀:《西山政训》《清狱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页。)以致舒lin@①有“官员迭更,未必皆贤,贤者尚不能尽察,万一非贤,吏辈诛求,上下势散,内外情隔,非委之吏,事必不集,集事在吏,非贿不行”(注:舒lin@①:《舒文靖集》卷下,四明丛书本,第6页。)的评论。这些意见显示胥吏在南宋文臣的眼中多属负面,且是吏治败坏之源。而且这种评价,从宋人的言论到今人论著中都不断出现。不论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却也反映官少吏多、官员回避、轮调制及基层业务的繁重等现象,其中更说明了胥吏在宋代基层社会具有实质的影响力。

地方大族倚仗权势甚至也干预地方政务。像苏州地区聚居许多衣冠侨寓的士人官员,习于干请,被认为是地方难治的根源,因此,乡居高官“不入州县”或“不造官府”,还特别受到表扬。

县尉及其所领的弓手是另一支宋廷维护基层治安,象征中央集权的武装力量。弓手一词自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十二月《置县尉诏》中首次出现, 成为宋代具有民政意义的基层武力,它也是宋太祖建政后强化中央权威的措施之一。赵匡胤在推行杯酒释兵权等一连串收兵权的做法之后,接受赵普的建议,复置县尉,由朝廷直接任命,以其领导弓手,来逐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宋廷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原来属于私人武力的镇将之权责,并将镇将原来统辖的武装力量弓手,纳入朝廷行政体系之中,归中央掌握。县尉的复置和弓手隶属的改变,与其他军政措施同时推动、环环相扣,都是宋廷强化中央权威的重要措施。

巡检统属的成员性质上属于军人,早期包括禁军、厢军、乡兵和士兵,后来则以招募当地的士兵为主。巡检早期的职责是监督境内的地方军及边境防御外患,军事性质很强,因此,以统辖正规军的禁军为主力是势所必然的;但随着境内治安任务的加重,禁军的适任性也面临考验。禁军由于多是外地人,实行轮戍制,对驻扎地区内的山川地理、人情风俗均不娴熟,对付地区性的变乱不容易发挥弭乱之效,有时反而成为地方肇祸之源。因此,轮调式的禁军能否胜任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任务,颇引起争议。苏辙就曾说:“国家设捕盗之吏,有巡检、有县尉,然较其所获,县尉常密,巡检常疏,非巡检则愚,县尉则智,盖弓手乡户之人,与屯驻客军异耳。”(注:苏辙:《栾城集》卷35《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62页。)显示部分朝臣对外来的军队能否有效维护本地治安,有许多疑虑。为了改善此一现象,元丰年间,宋廷曾令以土军替代,但到了元you@②二年(1087),又有朝臣指出,土兵多亲戚乡里之人,容易互相遮庇,建议以其半复差禁军。但随后朝臣亦认为“禁军所至,往往一心惟望替期,又不谙习彼处道理”,建议仍依元丰法,一律招士兵代之。从徽宗之后一直至南宋,除极少数例外,宋廷均以招募本地人为士兵,维护地方治安。(注:参见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41—54页。)如南宋初,虔州土豪陈敏因组织家丁讨捕走私、保卫乡土有功,被任命为巡检。后来,在福建地区成立的地方军——左翼军,就是以他的家丁及当地的土兵为基础。(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5页;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地方武力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第60—61页;参见佐竹靖彦:《宋代福建地区的土豪型物资流通和庶民型物资流通》,《宋史研究论文集》,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0—235页。)从上述巡检职能及所辖成员的变化,显示北宋末年起,宋廷的政策已由以戍边御敌及贯彻中央统治力(禁军)为重,转为以维护境内地方治安(土兵)为重。

由职役的民户及胥吏承担县级事务,是宋朝推动中央集权所形成的一项特色。先秦出现的乡里行政建置,到隋唐随着乡官制的破坏,乡里逐渐虚级化,到宋朝正式确立。刑名钱谷成为县政要事,县衙统揽基层事务,面对民众,承担繁杂的业务。一方面,宋廷为强化中央权威,应对社会现况的变化,不断修订颁布各项法条、规章、命令等文件,颁布到基层,作为执行规范,发布的文件中甚至包括行政程序,要求各级政府恪遵规程,照章办事。官员在处理政务时,不仅自主权受到限制,而且面对大量档案文书,难以切实掌握。另一方面,由于宋朝内外多事岁用浩繁,为了扩大财源,不断增加各项赋税名目与税则,加强稽征并摊派夫役与职役,加上土地租佃、交易、继承等财产转移的活动蓬勃,其中关于程序、公证及法律诉讼等,均涉及人民权益与官民关系。这些复杂多变的事务都须透过县衙转呈、运作、执行,难怪宋人就认为“当今作吏之难,莫若近民之官,于民尤近者,作县是也。”(注:《宋会要.职官》48之49。)

此后南宋在庙宇兴建与祠庙赐额的过程中,地方官和地方人士共同完成是主要形式,豪民巨族的作用尤其重要。地方家族在基层社会的宗教活动中,不仅角色重要,而且具有高度的延续性。像福建莆田方氏家族自神宗元丰六年(1083)以来,特别是南宋时期,在祥应庙的赐额和庙宇重修上一直居于主导者地位。其他地方大族在南宋推动建庙与申请赐额上的贡献,韩森教授(Valerie Hansen)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不拟赘述。除民间神祠外,也有地方豪族为自己祖先立庙并向朝廷争取庙额,嘉定二年,鄞县人汤建中等地方人士,向宋廷请赐予政和年间废湖为田的楼异祠为丰惠庙,此事显然与其孙楼钥的角色有关。理宗绍定年间,程珌辞官回休宁后,在家族中倡议买地立庙,祭祀程氏先祖程灵洗,并以保障乡里有功向朝廷申请赐额,获得“忠壮”的庙额。

财政权是体现王朝权威的重要形式之一。赵宋在政权建立后为了扭转晚唐五代以来藩镇把持财政的局面,改变唐代财赋留州、送使、上供的分配方式,规定:“诸州财赋于度支经费外,番送京师,总于三司”;地方所收财赋,除酌量留用外,其余均经由转运使纳入中央政府。而且留在地方的“财谷悉总于三司,非条例有数,不敢擅支”,(注:李光:《庄简集》卷8《论制国用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5页。)表明财赋虽由地方留用,但其所有权仍属于中央,(注: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49页。)这是宋代中央集权的做法之一。不过,在北宋初期,朝廷执行此一制度却较宽松,有相当数目的财税以系省为名,留在州郡,以备调用或供地方经费之需;即使是应有的申报,也“务在宽大”而“非必尽取”。(注:梁庚尧:《宋代财政的中央集权倾向》,“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五届讨论会”论文,2000年12月,台北,第564—565页。)对于新统一的江南,在税收政策上尤为宽大,使江南地区的地方财政仍有余裕。(注:参见金荣济:《财政集权化的推移与地方财政——从地方财政看唐宋变革》,日本第53回东方学会议论文,2003年11月。)

唐宋变革或转型的研究是中国唐宋断代史之外,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较宏观的重要课题。此一议题自内藤湖南提出以来,长期成为国际汉学界探索中国历史的主要范畴之一,不仅有助于掌握朝代与朝代间的衔接转变,以及长时期历史的延续与变化,更是探讨中国历史变迁乃至近代化的热门主题。学界对此一议题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人口、商业、土地、政治、社会流动、地域家族、妇女等方面,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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