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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边疆时空】陈彩云 | 元代私盐整治与帝国漕粮

浏览次数:125 时间:2019-05-11

原标题:【边疆时空】陈彩云 | 元代私盐整治与帝国漕粮海运体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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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彩云

陈彩云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蒙元史、江南文化史、东海海疆与海洋文化。出版专著《元代温州研究》《赵廷松集校注》《金华酒酿造技艺》。

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蒙古-元朝史,特别是从事元代至当代中国海疆与东亚海洋文明研究。

摘 要:元朝建立“旷古未有”的漕粮海运体制,选择海路将江南漕粮运往元帝国的大都城,供应军事帝国的财政开支与维持草原内陆的向心力,在中国海洋史上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亦为元人视作本朝超越汉、唐的标志性政治成就。漕粮海运对于元帝国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然却给东南沿海民众造成沉重的海运劳役,牺牲许多无辜百姓的生命。它改变南宋旧有的漕粮征收格局,造成江南地区“重赋”现象。海运体制中的严重待遇不公更使得江南与元廷之间形成严重的族群对立和冲突,最终使得漕粮海运体制在元末终结,留下“胡元暴虐、草菅民命”的历史记忆,以及“帝国亡于海”的历史昭鉴,至明清时期视海洋为畏途,使得中华民族探索利用海洋的进程从而遭受重大挫折。

摘要:元代继承南宋以来的沿海盐场,藉由食盐专卖制度,使盐课收入成为帝国财政的重要来源。其盐业政策与东南滨海民众生计存在尖锐矛盾,造成严重的民生灾难。在盐课收入与民生困境之间,官方加强对犯法者的缉捕,鼓励民间互相告赏,司法腐败导致冤狱四起,终激起民变,方国珍起事海隅就是典型案例。私盐武装具有强大的海上行动力和充沛的财力支持,梗塞海道阻断漕粮海运,而元朝因根深蒂固的族群藩篱,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海上防卫体系,与私盐武装海上交锋屡屡失败,使得大都政权主导的漕粮海运体制受制于海寇,并走向终结。

关键词:元代 漕粮海运 社会民生 族群关系

关键词:私盐整治 漕粮海运 东南沿海 族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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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建立起中国史上“旷古未有”的漕粮海运体制,选择海路将江南漕粮运往元帝国的大都城,供应军事帝国的财政开支,维持草原内陆的向心力,其兴废过程亦反映出元明之际海洋经略的深刻变迁。元末漕粮海运的终结同活跃于东南沿海的私盐贩徒紧密相关,朱元璋讨伐张士诚檄文称其“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兴兵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值得深思的是,漕粮海运的终结绝不仅仅反映出元廷应对张士诚、方国珍等私盐贩徒违法犯罪的处理失误上,更是元帝国处理海洋事务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整体失序。张、方等沿海私盐贩徒在元帝国严厉整治私盐的高压下,掠劫海滨为寇,何以直击漕粮海运并能洞悉其软肋?私盐武装何以能冲击、瓦解东南海上军事防护体系?从侵扰“海岛”到割据“东南”,张、方等人其后更是以漕粮海运为筹码要挟元廷,对爵禄、官位、地盘予取予求,使得漕粮海运体制终至瓦解。

自唐宋开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到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元代可谓中国海洋时代的转向时期。元明之际海洋时代转向的重要标志就是帝国漕粮供应方式由海路转为内河,黄仁宇认为明清时期放弃元代实行的海运,改行河运是中国走向封闭、孤立的表现。马俊亚从反思明清时期漕粮河运积弊的角度来评价元代海运,认为当时中国已经拥有成熟的航海技术,海运的效率、经济性都远远优于河运,而政府为利益集团弃海运、行河运,导致国家财政极大浪费,牺牲诸多无辜百姓生命,更给江淮地区造成无可估量的生态灾难,使国家失去发展海上力量的大好时机,是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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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清时期漕运弊政多遭批评形成对比,学界多给予元代漕粮海运以积极评价。吴辑华认为“元朝的经济命运在海运上”,是漕粮海运“支持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这是元朝”。赖家度认为大都政权的财政和物资依赖东南海运,虽然漕粮海运是以“征服者的威势,压迫全国人民”,“榨取人民的劳动”,然它开辟南北交通运输的新阶段,便利了商品经济的活跃,提升了造船科技,是“祖国历史上人民的劳绩,值得我们自豪”。施一揆指出海运兴起后,运河航运在便利民间商人往来贸易、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仍有相当大的作用,而元末海运断绝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元朝统治的崩溃。高荣盛认为元代海运虽为历史的进步,然亦全面分析了元代漕粮海运的利弊,包括对下层船户的压迫,加剧了江南重赋的形成,具有诸多消极影响。舒振邦认为元朝的海运便于南北经济交流,促进了航海科技的发展,为明初郑和下西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提出,忽必烈塑造了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打造跨越海洋的超大规模的通商、物流体系连接融合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以及穆斯林商业力,并建立与之适应的军事、政治体制。

张士诚像

目前,学界虽已论及元代漕粮海运存在的弊端,但大多是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强调漕粮海运之于元帝国的重要意义,和其在中国海洋史上具有的发展航海科技、沟通海上贸易等积极作用,特别是与明清漕运造成“国困民穷”进行对照,对海运在明清时期遭到舍弃感到惋惜。本文则从社会民生的角度出发,分析元代维系漕粮海运体制造成东南地区的民生灾难,江南“重赋”、族群冲突等问题,认为东南民众作为漕粮生产者和漕粮海运的承担者,付出生命代价的同时,却在漕粮海运体制中处于最底层的地位,严重的族群藩篱和待遇不公使得海运体制在元末最终崩溃,加速了元帝国的败亡进程。

无论是漕粮海运,还是盐政均是元史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成果丰硕,名家迭出。陈高华指出,元代沉重的盐课使得元政府与广大灶户及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大量从事私盐贩卖的盐徒参加了日后的农民起义。高树林对元代盐户的数量及生存状况作了宏观叙述。张国旺对元代盐政进行过系统考察,探讨元代私盐贩卖群体的来源及特征,同时也对元代政府限制私盐的对策展开分析。陈波详察元代海运船户从事私盐贩卖的原因,并指出亡入海岛的船户成为方国珍集团的重要社会基础。尽管漕粮海运和盐政在人事任职交流、经费、海防等方面存在紧密的联系,然或许毕竟分属不同部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被元史学者所忽视。本文试图说明,在帝国严厉整治私盐的背景下,元末“以贩盐浮海为业”的方国珍等势力何以在东南沿海地区崛起?又为何能够截断江南至大都的漕粮海运,从而留下“帝国亡于海”的历史记忆。探究私盐整治与漕粮海运之间的关联,将有助于揭示元代盐政与海寇、海防问题的内在联系。

一、海运劳役与东南沿海的民生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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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漕粮海运弊端丛生,多遭批评,然仍被元人视为本朝能超越汉、唐的标志性政治成就。处于海运起发地的四明人程端学就宣称:“我朝疆宇极天所覆,地大人众,仰东南之粟以给京师,视汉、唐、宋为尤重,神谋睿筭,肇创海运,较循贡赋古道,功相万也。”元帝国在中国历史上首度将统一王朝的都城定于华北平原的北缘,从遥远的江南等地运输漕粮至大都,工程难度之高,前代未有。诸暨人杨维桢指出元代漕运的难度远超汉、唐,大都与江南之间距离数千里,山川层层阻隔,若无良法则必然导致“民劳国弊”的局面,他认为漕粮海运实为“非旷古以来所未有之大利捷便乎”,而它的开通非唯人力,亦是“天运之启”。元人大多承认漕粮海运比之河运“费省役轻”,江南海上漕船顺风十日便可抵达直沽。“视古凿渠引河,劳工力,阻湍石,困于输,将万不侔也。”路程缩短,运费降低,运输时间节约,效率大为提升。“无旬日、半月间达诸京庾,盖竣事于春夏之交,而返櫂于季秋之候,用力寡约而成效居多。”连明初史臣修《元史》时都罕见地加以赞叹,认为海运有“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的优势,称之为“一代之良法”瑏瑡。从元帝国的角度来看,漕粮海运确实具有非凡的意义,对此加以特别重视亦是合情合理,不过如此高效之漕粮海运的社会民生代价为何?高效率对于承担它的海运民众又意味着什么?

张国旺著《元代榷盐与社会》

对于承担海运劳役的民众来说,海上航行是对其生命的极大威胁,除了应付时常出没的海盗劫掠外,还要对抗恶劣的天气和海上航行的疾病。元廷为确保漕粮海运的稳定运行,将海运民众编入独立的户籍,名为海船户,船户为元帝国承担的海运劳役,属强制劳役。在古代航海条件下,从事远离海岸的航行是非常危险的,葬身于大海的人不在少数,其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以数百万斛委之惊涛骇浪,冥雾飓风,帆樯失利,舟人隳守,危在瞬息。”正因为海上航海凶险万分,常有葬身鱼腹之遭遇,连元朝官员都不得不认为海船户是帝国负担最重、最危险的户计人口。“念有家国天下者,盖无不役之民,役其民而驱之以涉天下之至险,则无有甚于漕民者。”

盐务苛政与东南沿海的民生灾难

然对于元代海运民众而言,对其生命的最大威胁不是海上的狂风暴雨和航行的疾病,而是人为的苛政。元廷对海运漕粮的欲壑难填,常违背自然规律,强迫海船户在不适宜的季节出海运粮,人为制造船难。至治元年初春,元廷以大都缺粮为由,命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赛音迪延从海路运五十八万石粮至大都,诏下江浙行省,官员大多惊讶无奈,咸称:“海道岁运必以夏至为期,风力高兢,其乃有济。今风东北行,帆一日起,大海中漫烂不见踪迹,舟控御失所,则碎破沉溺,患在目前,能有济乎?”漕粮向北海上运输是利用夏季的东南季风航行至直沽,不遵信风,强行起船航行,将置船户、水手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然赛音迪延却强行募集大小船只四百余艘,于来年三月就起航于嘉定、刘家港等地,起航之前赛音迪延唯有问鬼神一途,祭祀于天妃宫中,献祭牺牲和爼豆,希望天妃保佑能有奇迹发生,“毋狂而风,毋冥而雾”。草菅人命、违反自然规律的人祸大大增加了航海的危险性,使得承运船户无辜殒命海上。天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听舟师言,趋发违风信,舟出洋,已有告败者,及达京师,会不至者,盖七十万”。大量漕粮损失的背后是众多海船户的冤魂葬身大海。

元军占据东南沿海诸地后,继承南宋的海滨盐场,藉由食盐专卖制度,使盐课成为元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国朝定煮海之赋,倍于前代,邦用是资”。不过东南地区海岸线绵长,盐场大多分布于人迹罕至的海滨滩涂和偏远岛屿之上,官盐之外的私盐生产与贩卖早在南宋就已然成为东南地区的严重社会问题。与历代王朝一样,为确保盐课有效征收,维护帝国财政安全,元政府对于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均有严格的管制措施,采取多种手段整治东南沿海猖獗的私盐贩卖。更值得注意的是,元初东南沿海反元势力多以贩卖私盐为业,就受到元朝强力军事打击。沙全曾任华亭县达鲁花赤,附近“盐徒聚众数万掠华亭”,沙全“击破之”,将六千人籍为灶户,安置于两淮盐场屯田。至元二十三年(1286),江淮行省左丞相忙兀台镇守江浙,指出“以贩鬻私盐者皆海岛民”,请求募为出征日本的水手。元初军事力量的强大使私盐贩卖尚处于可控状况。

漕粮海运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颇高,元廷制定严密、苛刻的制度确保海运漕粮的稳定供应。为节约成本,大部分海运漕粮都是散装运输,海上航行难免打湿漕粮造成霉化变质,海运处于春夏之交,“日气曝于上,海气蒸于下,米渐浥腐,至直沽,群有司每归罪漕民,伸雪无所至,或卖舟籴米,贫不能返”。或因南北度量衡刻度不一,官府的漕粮损失则要船户赔偿,造成船户困顿不堪。“斯稻之载海舟、渉鲸波也,不能必其无少变于其初,故或米与样违,南北槩量,大小不齐,而受辜被斥,淹滞留难而诛求之,于是漕民焦然,或剥舟匍匐而归者,或借贷狼狈而归者。”至大四年,温、台两路运粮船在途中遭风,加上直沽交卸时所欠官粮,承运船户最后只好出卖五十六只、共二万六千二百三十料的船以赔偿官债。损失如此多的船只,很多船户就在海运中破产。在风涛汹涌的海上运输漕粮风险极高,“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元廷为确保漕粮运输安全,完全不顾惜漕户的性命,规定“海运船坏弃米者,运官偿之,人船俱溺者,免所陪粮”。只顾漕粮,不顾人命的恶法加剧了人祸,导致海运官员宁愿整船沉没也不会救助遭难船户,加剧了官民矛盾和对立。

随着元中后期财政开支增加,对于盐课需求逐年递增,官盐价格提升造成严重的民生灾难,民众或无奈被迫淡食,或冒险购买私盐,私盐问题逐步凸显成为东南社会矛盾的焦点。曾任嘉兴路儒学教授的叶知本上疏于官府,梳理元统治以来当地盐价逐步提升的过程。他指出大德年间增加十万引,价增十五贯,至大四年(1311)又增盐价十贯,后增二十五贯至一百贯一引,折合就是官价二百五十文一斤,较之唐宋,多至四倍。又经过盐场批发,盐商盘剥价格至五百文一斤,盐商批发至店铺利润又有三分利,民众购买的盐价至八百文一斤。延祐二年(1315)盐价又增至每引一锭,也就是五百贯。盐不同于一般商品,作为事关生存的民生必需品,飙涨的盐价使得老百姓生活极为艰难,“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深山穷谷无盐可知”。官盐价格高企使得私盐贩卖利润丰富,屡禁不止。苏天爵认为两淮地区的私盐问题主要就是盐课太重。他指出,至元初年(1264),一引是中统钞九贯,至元二十六年(1289)增至五十贯,元贞元年(1295)为六十五贯,至大以来到一百五十贯,税增则盐价愈贵,“甚至杂以沙土,恶不可食,嗜利犯法者众”。元末平阳人史伯璇提到“盐为五味之一,民食所不可缺,理宜赍价赴买,何至椿配而犹有不肯占认耶?不过以官盐价贵,私盐价贱而已”。高昂的官盐价格造成严重的民生灾难,元末天台人丁复提到浙东沿海的盐政时说“况从官卖盐,十室九空匮”。吴兴人沈梦麟也发出了“增科苟不息,祸乱恐未已”的感叹。

海运船户在海运体制中地位低下,缺乏政治话语权,不仅要赔偿海难事故中的漕粮损失,就是理所应得的运费都不能及时、足额领取。起初元廷为鼓励民众承运漕粮,脚价尚属合理,“钞法贵重、百物价平……为有余利,争趋造船,专心运粮”。后来随着钞法败坏,物价上涨,“所得不偿所费,船户艰辛”。船户是以政府发放的脚价银为生产成本和生活来源,而元廷为压缩海运成本,极力压榨船户,应得的脚价银却经常被海运官员侵吞、克扣,导致船户生活贫困。“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官员掌握着船户脚价银的发放,数额非常巨大,官员权力寻租机会多,弊端百出。“论船户大小载粮多寡,官以石给钞雇募之,谓之水脚钱……春夏两运,官给水脚钱动至数万缗,行中书省岁分宰臣临莅,漕府奸民射利,伪滥百端。”恶吏欲壑难填,本应属于船户的水脚钱被侵吞,至大二年时脚价“及民者十盖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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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脚价银的船户为应付强制的海运差役,甚至不得不卖儿鬻女,倾家荡产,甚至被迫逃匿海岛,元廷为保证漕粮海运顺利完成,在东南沿海地区就行拘收民间船只,强迫抑配普通沿海民众装粮海上运输,“移文平江、嘉兴、湖州、松江诸路府,选民之胜任者补充漕户”。强迫不懂航海的滨海民众从事漕粮海运是极不人道的暴政。至大二年开始,温州沿海渔民就被官府强迫从事海上运粮,“夏吉甫等俱系捕鱼为生,递年官司自十月间召顾,拘留船只,不能生理,举债收买物件,修理船只”。官府强驱沿海捕鱼之小船,涉不测之远洋,不啻驱民于死地。由于吏治腐败,下层民众为应官府差役不得不卖儿女来应付,内中悲苦不可言状。“略举温州路船户陈孟四将一十三岁亲女卖与温州乐清县傅县尉,得中统钞五锭,起发船只。”连《经世大典》的编撰者也不得不疾呼“此等船户,到此极矣”。海运民众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自然对海运体制怨恨入骨。

元朝第二位皇帝元成宗像,“大德”是其年号

海运劳役在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的民生灾难,惨痛的历史记忆一直在民间流传。洪武十五年五月丁未,明太祖命群臣集议固守辽东地区议屯田之法,指出海运漕粮供应辽东使得海运民众面临风涛之险,百姓忧苦。“其粮饷岁输海上,每闻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怀诀别之意,然事非获已,忧在朕心。”朱元璋起于布衣,对于民生疾苦多有体会。有关元代海运的恐怖记忆一直传至明末,曾任河道总督、兵部尚书等职的王在晋的家乡就处于海运起发地的太仓,也是海运劳役负担最重的地方,他称:“家生长海壖,尝闻父老言,驱民转输海粟,父别子,夫别妻,生受其祭,而死招其魂,浮没如萍,生死如梦,其幸而脱鲸鲵之口,则以为再世更生,来岁复运,如蟪蛄之不知有春秋。”而明清时期官员和文人强烈反对漕粮海运,执意河运,其立论也在于海上航行对普通百姓的生命威胁。

首受高额盐课之害的就是承担官盐生产劳役的灶户。灶户制盐属政府强制劳役,而盐场所在的沿海滩涂则是贫瘠的盐碱地,基本不产粮食,灶户只能以官府发给的工本钱为生产成本和生活依靠,而工本钱经常被盐场官吏所侵吞、克扣。在两浙盐区,黄溍担任过宁海县丞管理过当地盐务,他称:“朝廷给降工本钱,遭贪官污吏掊克之余,人户所获无几。”杨维桢担任过绍兴钱清盐场司令,目睹过当地恶吏的行径。他说:“余尝官于海滨矣,见岁之分漕……官给工楮,大亭与亭吏必撙捐过其半。”恶吏将本应属于灶户的工本钱被克扣大半,一些正直官员需要亲自至盐场监督的工本钱发放。元末廉吏贡师泰担任两浙盐运使时深知“亭民岁给工直,恒半入奸吏槖”的实际情况,派遣能干的官吏朱元宾亲自到各个盐场监督发放工本钱,贫苦的灶户见到本应属于他们的工本钱感叹说:“我等煎盐老矣,今日乃尽得官本,虽劳无怨也。”从老灶户的感叹也可以想见,拿到足额的工本钱实属难得一遇的幸事。

明清时期反对海运者多以海运危险性高为理由,然而我们回顾历史,造成元代海运船户大量溺毙的主要原因其实不是航海技术不成熟,更不是海上风暴,而是暴政带来的人祸。在元初,任用具备丰富航海经验的张瑄、朱清等职业海民运粮,船难事故较少,然在族群政治的桎梏下张瑄、朱清败亡,其后海运体制弊端丛生,官员克扣侵吞水脚钱,海运船户不仅生计困难,无力置办坚固的海船,也无力及时修理海船,大大增加了航海的危险性。海运官员为满足一己之私,在不适宜航海的时节亦迫使船民出海,在海难发生时,又为免于事故赔偿,不去救助船员,往往造成人船俱没。在职业船户大量逃亡的背景下,官员又强行驱使不懂远航的沿海渔民和普通民众从事海上漕运,种种惨无人道的苛政才导致海运事故频发,给后人留下“胡元暴虐,草菅民命”的惨痛记忆和负面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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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运漕粮征收与江南“重赋”的形成

杨维桢像

元代漕粮海运的恶果不仅是东南沿海民众需要承担危险的海运劳役,漕粮从种植、征收、运输及其相关各环节均需江南民众承担。随着元帝国都城人口增长和官僚机构、军队的日益庞大,对海运漕粮的需求逐年增多。元末刘仁本总结漕粮海运的增长时提到:“上供之数始于六七万石,渐加数十万,至甚赢羡三百五十万而止。”据默书名统计元代漕粮海运量的变化,由至元十九年初通时的四万六千余石,至桑哥执政的至元二十七年,运量达到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武宗至大四年,运量为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又经过仁宗、英宗、泰定帝、至文宗天历二年,达到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为最初运量的七十六倍。海运漕粮惊人增长肯定不是江南农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当是元廷对江南超常规的经济掠夺。

海滨盐场灶户为完成不断加重的盐课生产任务,不得不夜以继日,从事高强度的盐业生产,就役状态艰辛。余姚的石堰场元末盐课增至九千引。“民又多匮乏愁苦,其耋稚无寒暑宵昼,悉诣灶所,煮斥卤直,薪火终岁劬役,食衣恒弗周至,病也”。海盐生产受制于变化无常的自然因素,如海水盐度、风力大小、太阳光照时长、周边滩涂上烧煮薪草是否足够,而不利的自然条件就会严重阻碍盐的产量,造成盐课不能及时完纳。如松江盐课就达到十万引,至元二年(1336年)三月当地灶户上告盐司,“连岁亢阳淫霖,沴菑相乘”,请求宽限纳盐时日。

与急剧暴增的海运漕粮形成对比,漕粮征收地域范围却比之南宋日渐萎缩,集中于浙西诸地,尤其以嘉兴、平江、松江为主,形成江南“重赋”现象。南宋定都在水路交通便利的临安府,漕粮通过长江天然航道和江南诸人工水系运输而来,征粮地域可远达湖广、江西和江浙诸地区,各地负担相对较为均衡。元初亦沿袭南宋的征粮体制,海运征粮范围包括湖广、江西,其中来自皖南宁国、池、饶和建康地区的漕粮,称“上江粮米”。将历代沿袭的河运改为漕粮海运后,所有漕船于长江口的刘家港等临海港口出发至大都前,常由海船逆长江西上装运,而江西、湖广地区的漕粮,则用河船东运至真州与海船对装,反复转运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且长江水流湍急,浅沙暗礁密布,尖底海船吃水深,驶入长江航道常被打坏,导致船难事故频发。于是,至大四年元廷整顿漕运事务,“弃远就近装粮”,将浙西各路嘉兴、松江等地投下财赋税粮装发海运,而将江南其他地方及湖广等地税粮令诸路变钞折价拨付各投下、位下,该年将嘉兴、松江等地秋粮六十余万石和江淮财赋府税粮一百余万石以及江浙财赋府税粮二十四万余石提拨充海运,其目的在于减少漕运事故、提高效率,以达到“官民两便”的效果。

盐业生产虽受制于无常的天气,而元廷对盐课的苛求却不可变通,盐场官员追纳盐课急如星火,冷酷残忍。“课额岁以增,纷纷谁与守,煎户日困穷,吏职又习狃,追征急星火,犴狱常纷纠。”有些灶户为躲避盐课被迫逃离盐场成为反抗苛政的流民。下层灶户因无权无势处境更加悲惨,不少人破产败业,甚至走投无路,被迫自尽。元末绍兴人王冕曾夜宿上虞曹娥庙,目睹当地灶户被官府催缴盐课,不堪忍受从而自尽,“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灶不无尺草,瓮中无粒粟,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夜永声语冷,幽咽向古木,天明风启门,僵尸挂荒屋”。心酸的文字背后是沿海灶户的血与泪。

“弃远就近”的海运体制固然提升了海运效率,却使得江南地区负担急剧增加,元末朱德润说:“圣朝混一区夏,幅广员长,经费所入,江浙独当其十之九,岁给馈饷二百五十余万,自国初肇立海运,迨今六十七年,波涛不惊,奸宄屛息,兵食既足,邦本迺固。”强调江浙行省海运漕粮对帝国“邦本”的重要支撑作用,而江浙行省的海运漕粮也不是均衡的,江浙行省的漕粮主要来自靠海的浙西地区,特别是临近长江口诸海运港口的松江、嘉兴、平江等地,逐步形成江南地区“重赋”现象。大德元年,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彻里言:“江浙税粮甲天下,平江、嘉兴、湖州三郡当江浙什六、七。”浙西又尤以平江路为最,“浙省统赋诸郡,而平江为尤最岁,尝以税粮百余万石储备海漕”。平江路占江浙行省海运漕粮四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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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松江、平江等地如何以弹丸之地供应元帝国绝大部分的漕粮呢?元人多称羡浙西土地肥沃、适宜稻作农业,“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浙之地在江南号膏腴,嘉禾、吴、松江又号秔稻,厌饫他壤者,故海漕视他郡居十七八”。元末苏天爵更是认为江南海运漕粮数量如此之多,不仅是当地土地肥沃、民众勤劳,更归功于元代七十余年精心治理、发展农业生产所致。“我国家混一南土七十余年,德泽休养,生齿繁庶,文教渐隆,不亦宜乎?且浙右之地若苏、湖、常诸郡,土壤肥沃,民务佃作,岁赋租米数百万石,漕海以供京师。”苏天爵也提及浙西诸地海漕数百万石的前提,就是元政府在江南掌握大量官田,当地“民务佃作”。分析上述至大四年关于海运漕粮的征收途径,其大宗来自嘉兴、松江和江淮财赋总管府、江浙财赋总管府所有官田的田租收入,而非民田的税粮。

王冕《南枝春早图》

元代江南官田既有原南宋官田,也有大德年间籍没朱清、张瑄等海运豪强的田产,也有至正时没入的朱国珍、管明的田产,还有其他来自逃亡人户的田地,对此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漕粮海运体制建立后漕粮逐年递增,原有南宋官田的租赋无法满足元帝国的巨额开销,各级官员也在元廷压力下加大浙西“检括”官田的力度,由于官田清查大多“无凭无据”,结果造成大量膏腴民间田产被强夺为权贵私产,强行将百姓的民田指为官田。“今者膏腴之产,官司尽行拨赐各投下官员及寺僧道人等,供报数目,图籍既无稽考,奸人从而作弊,移东换西,以熟作荒,有司官吏略不加省,遇有官粮多而民粮少也。”从根本来说,“括田”就是对民间百姓财产的强取豪夺,造成江南民间扰动。仁宗延祐年间“经理”江南田土,派中书平章张闾“括江南民田以益赋税”,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高昉就加以反对,称“国家承平日久,赋税皆有常经,民心一摇,恐生他变”。皇庆年间,燕人吴元珪任江浙行省左丞,时漕运官员奏称:“江南之民,豪富殷庶,盖由膏沃之地隐匿者多,朝廷诚能遣官检覆,当益得田若干万亩,岁收米若干万石。”吴元珪反对道:“江南平定几四十年,户有定籍,田有定亩,一有动摇,其害不细。”因此争执不下。后吴改任甘肃行省右丞,数年后,入大都,继续反对江南括田之策,“今中书臣经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为能,加以有司头会箕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变生不测,非国之福”。

正因为盐政腐败,导致灶户生活无着,被迫出卖私盐贴补家用。平阳人史伯璿说:“今之私盐出于小民之镬煮者甚少,其担数以百千计者,未有不出于亭灶之所煮煎者也。”至正十一年(1351)七月,江北淮东肃政廉访司淮安等地分司副使姚太中奏报淮东路四起贩盐案,其中两起就涉及到灶户,至正八年五月包和尚等招供用钞十一两五钱买到灶户蒋海驴私盐一百八十斤,又至正八年七月李保招供从钞十两从五祐场将六三处购得私盐百余斤。

海漕体制下的官田租赋已远超民众的负担,赋税拖欠严重。以官田众多、负担畸重的上海县为例,“岁输粟三十万石,而宋季公田、曹氏湖田,额重租耗,民多闭偿”。溧阳县民在元初将田产投献于海运豪强张瑄、朱清,藉此免除杂泛差役,其后张、朱败亡后,朝廷籍没张瑄、朱清的田产,设江浙财赋总管赋管理,“向者附势之人皆受祸,而投户计者隶为佃籍,增租重赋倍于常民”。不遗余力的“括田”使得浙西地区的负担远超南宋时期,如松江在南宋绍熙年间秋粮赋税为十一万二千三百石,“其季世有公田之役,而赋以增,国初理土田增于宋赋,延祐间复理而增之,前后以罪人家田没入于官,其赋又再增之,盖今七倍于绍熙者矣”。关于松江地区在海漕体制建立后,带来地方赋税急剧攀升、势力结构重组、政区调整等问题,谢湜、周运中已有研究,兹不赘言。

自元中期开始,更具民生灾难后果的“计口食盐法”就在东南地区推行,其意就是按照各州县人口数量强行摊派盐课,无论户口减损与否,只依原额椿配,老百姓苦不堪言,只好逃亡,造成恶性循环。如果说前言盐法之弊主要影响灶户的生存,广大民众受影响相对较小,社会局面尚处可控,“计口食盐法”就是使得东南民众无论贫富,都将直接面对盐法恶政,社会后果极其严重,“始则亭户患其耗而不登,次则商旅患其滞而不通,及均敷科买之法行,而编民之家无贫富,莫不受其患,况夫得吏肆其奸,则民之不堪益甚矣”。“食盐法”强行实行,不法胥吏上下其手,导致“民不聊生”。湖州吴兴人赵孟頫指出“计口食盐法”是“东南民力竭”的根源。他有诗送友人至杭州赴任时说:“贪欲肆偏颇,利多归私室,民始受盐祸,尔来又计口。强致及包裹,榷酤穷滴沥。”在温州平阳,史伯璇指出:“数载以前椿配,抑勒使民占认,乡都之民至有卖田鬻妻子以充盐价者,又不及数,则笞箠逮曳,不胜惨酷,有力者则散而之四方,无力者自经于沟渎。”在绍兴诸暨,延祐中实行“食盐法”以来,地方官员为求政绩虚增男女户口数,“岁积赢又悉责寡民庾之,民不胜病死徙者众矣”。元末,激起民众极大愤恨的“食盐法”曾一度取消,元至正三年(1343)下令“罢民间食盐法”,至正四年,又下令“不许抑配食盐”。然后很快旧态复萌,椿配法又重新实行。史伯璇说:“自至正四年宽恤之诏下,然后官民得其便,今又有配抑之渐矣,若不改弦易辙,政恐将来之弊,又有甚于曩日,而民仍大不堪矣。”

由于官田租赋远高于民田,使得江南民众深受其害,导致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一方面,如前所述,元廷不仅全力追缴原南宋官田,而且将不少民田,甚至是贫瘠的土地也强行括为“官田”,获取巨大税粮以满足海漕需求。浙西官田由于租赋奇高,一般有田人家根本不愿佃种,“俱系是贫难佃户种纳”,春耕若是无田主借贷,无钱修理围岸,官府不加体恤的话,就只能“逼临在逃,荒废官田”。沉重的官田租赋使得佃户生活艰辛,若遇到水旱灾害,更是走上绝路。“佃户终岁勤苦,尽田内所得子粒,输官不敷,拖欠无纳,父子妻女,纍纍禁系,枷扒拷打,抑逼追征,十户九空,无可陪纳,上催下并,遂将家业变卖,无资产者卖子鬻妻,或弃生就死者有之,抛家失所者有之,水旱之年又有告灾不免之数,受罪陪纳之苦。言及公田,孰不怨恨?言及公田,谁肯耕作?”连官方地方志作者都对恶政连声追问浩叹,其病民之深可见。海运体制使得帝国漕粮集中于浙西征收,当地百姓自然需要负担漕粮运输期间的耗损,如仓储、鼠害等。“及至秋成,催租勾扰,赴仓送纳,又有船脚、加耗、仓用,得米一石上下,方可输纳正米五斗。”运粮加耗甚至超过原纳正粮的一倍,征收漕粮过程中,漕官恃强勒索,“海漕之粮岁不下三百万,漕官多强取嬴,无锡州独不与,乃诬其粮恶,不宜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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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之于元廷而言,自然是生命线所在,然对于起运地的江南百姓而言,劳役负担也算不得轻,由于胥吏从中上下其手,民众苦不堪言,“初郡仓归米海漕,岁役徒千人,吏并缘为奸,民扰甚”。其后改为由官府雇人应役,然百姓就需要增加赋税作为雇佣费用。一些航道条件差,不利于海船直达仓库的州县,则需要承担额外的劳役,如绍兴承担海漕十万石,郡城距海十里,钱塘江泥沙淤积,使得海运大船无法抵达城下,民众只能自己承担短程运输的劳役,“仰舟为衣食者皆失业,无舟者转僦以纾祸,僦值视他时数倍,吏胥又并缘为奸利”。最终解决还是需要百姓出钱由官府雇舟运输。海运劳役对于远离海港的地区负担尤重,如集庆路的溧阳州海漕七万四千余石,需运至金陵的龙湾广运仓,若是陆运,则“虽伤财劳力,不克以达”,若走水路,则需经“宜兴、无锡、昆山、嘉定四州之境,遂出海入江,至于丹徒,历金山及黄天荡,泝流而上”,“风涛之阻,湍激之险,累月然后能至。其程二千五百余里,或遭覆溺寇攘之患,则为费倍蓰,穷困孤弱者既莫能躬役,富族强党缘是掊克,民之凋敝,由乎此也”!可以说,漕粮海运体制改变漕粮征收的地域格局和输纳方式,使得江南民众的负担畸重,使其对元廷的不满和怨恨逐步加深。

赵孟頫自画像

三、海运体制中的族群藩篱和元帝国的衰亡

与历代王朝一样,元朝同样背负着末代的罪恶,统治阶层内部充斥着权臣秉政、派系斗争、官员腐败,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底层民众衣食无着,不少人迫于生计,铤而走险从事非法活动。为应对各地纷扰的局势,元廷加强军事镇压的力度,然财政开支激增导致对盐课收入的需求更为急迫,已达百般苛索的地步。顺帝即位之初,为稳定朝政,不顾财政危机大肆赏赐宗室以收人心,其费则从盐课中搜括。“时今天子新即位,大会宗亲,赐予蕃渥,白金不足,分命盐漕代偿”。时任两浙盐运使王贤不仅将前任所欠的盐课十万引补齐,同时还设法凑齐了赏赐之费。用盐课补足财政缺口成为朝政上的应急之方,任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胡彝面对顺帝即位之初的赏赐诸王之费,“建议以盐易银,赐用以足”。元末天灾不断,江浙地区发生瘟疫,时任江浙行省都事的宋崇禄提出赈济费用也从盐课中预支,“岁旱疫死者殆半,沿檄入闽,预收盐课,劝诱疑者,得米三十八万余石以赈”。元末战乱不休导致军费急剧增加,所提出的财政应对之方还是增加盐课,“外难四起,征讨不辍,物力大耗,民用不靖,有司湛溺故习,益乘时肆志,无所恤隐。”繁重的盐课生产任务使得本应在夏秋两季生产的海盐被迫在冬季继续生产,从而需要耗费更多的成本,灶户和地方百姓负担更加沉重。元末大儒沈梦麟寄给时任台州海门县令的诗句中感叹:“灶火冬犹炽,军需日不虚,艰难总如此,东望一长吁。”“饮鸩止渴”“杀鸡取卵”式的横征暴敛使得官员叹息,民众就只能以“起事为寇”来应对。可以说,畸形倚赖盐课的帝国财政、严苛的盐务政策、元末纷扰的时代背景导致东南地区严重的民生灾难,也是元末海上动乱率先爆发的区域。

元代漕粮海运体制在江南等地激起广泛民怨,然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最令江南民众不满的是海运体制存在严重的待遇不公和族群藩篱,江南民众作为漕粮生产者和运输的承担者,付出血泪乃至生命代价的同时,却在帝国海运体制中处于最底层的地位。江南人士强烈质疑元帝国的漕粮供应为何大部由江南民众来承担?抚州人虞集就对海运体制的负担不均提出强烈质疑:“如海运者,奈何独使东南之人,竭力以耕,尽地而取,而使之岁蹈不测之渊于无穷乎?”长期旅居昆山的朱德润对海漕体制导致江南民生困境深有体会,“今朔方军储,京官廪禄,所藉于江浙一省而已,以故东南之漕不得不日益,而民斯困焉”。同是帝国的臣民,何以待遇如此之不公。

澳门皇冠gc128.com,私盐整治与元末海上动乱的爆发

元廷对漕粮的需求是无穷的,江南民众的承受能力却是有限的。海运体制对江南的剥削和压榨在元末达到极点,元朝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同样也背负着末代的罪恶,统治阶层内部充斥着权臣秉政、派系斗争、官员腐败,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底层民众衣食无着,不少人迫于生计,铤而走险,起兵反元。为应对各地纷扰的局势,元廷加强军事镇压的力度,对江南地区海运漕粮的需求更为迫切。至正八年元廷下令江浙行省漕粮三百万石,比之往年光平江路就增加十一万石,由府至州、州至县,县至民,层层相压,民众“弃产剥肤犹不能偿”。元末各地均遭受动乱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江南比之平时更成为帝国漕粮的依赖。“比年中原水涝相仍,谷麦不登,湖广地接猺蜑,难制易扰供给之余,耕桑俱废,国家经费独仰于东南而已。”

元代有识之士意识到盐务苛政造成东南地区严重的民生灾难,追溯根源在于高昂的官府盐价,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治理私盐的思路,正本清源之策则要降低食盐课额减轻灶户的负担,抚恤灶户的生活以防止他们产销私盐,同时调低官盐的售价消除民众运销、购买私盐的意愿,从根本上消除私盐泛滥的社会基础。元顺帝即位之初,曾任两淮都转运盐司使的许有壬就上书言事,指出面对盐课危机的对策就在于减价征收,“不惟民力少苏,又且各处盐课易办”。盐税难办导致财政危机不仅是庙堂之忧,作为社会焦点甚至成为国子监学生的策论题。婺州兰溪人吴师道任国子监助教时,与诸生讨论元廷在盐务上的两难境地,指出中枢到地方均明晰高昂的盐课导致民不聊生,然而每年盐课亏额已达数十万引,再行减赋势必使得财政难以为继。“何以补之,旧引之积而未售者尚多,新者将安所售耶?抑配则重困民,减弛则无以佐国用”。吴师道寄希望于“圣君贤相”勇于任事,“朝廷轸念生灵,一旦奋然减盐额十万,罢民食与仓运之法,东南之民欢忻鼓舞,遍满田野道路,深仁厚泽前所未有也。”朝堂之外的民间呼声更为迫切,元末江阴人王逢曾上书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两浙盐运使苏天爵要求朝廷减轻盐课以为救时之方,“地官合为宏远计,盐价减征同赋税,盗源既清民瘼除,五风十雨歌康衢”。

面对元末江南连年灾荒、民不聊生的惨状,元廷的劫掠达到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程度。鄞县人袁士元曾有纪实诗《征粮叹》,至正十七年夏,元军正和红巾军在江淮激战,“有司供馈饷,费冗每匮乏,上官急诛求,僚属走折屐”。作为当时少数尚未被战火波及的地区,鄞县正遭受自然灾害,“农苗半无实,民生正艰危,朝来不谋夕,未秋先借粮”。胥吏为征收漕粮,乘机下乡盘剥百姓,“吏曹幸此灾,公檄出如蝶。皂隶且欣然,纷纷入村落,喧呼夜打门,鷄犬尽惊怛,恣取无不为”。由于朝廷威逼、胥吏作威,导致民众被迫逃亡,“督责严限程,十室九逃匿,田莱尚多荒,讵暇顾耕织”。隔壁老翁年已七十,白发胜雪,却遭胥吏殴打致伤,“一日两遭责,日暮寄衣归,斑斑血犹湿,相看重叹伤,家资复谁惜”,万般无奈之下被迫出售田产,此时粮价涌贵,田产贬值,袁士元寄言当道,“须知民之粮,粒粒乃脂血”。地方官以保证海运漕粮征收为名,胡作非为,肆意凌辱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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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生存如此系于江南的海运漕粮,对于江南民众来说,是“不可承担之重”,然对于元帝国来说,难道不是极为严重的国运隐患?一旦江南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发生动乱,漕粮海运体系将会受到极大影响。如至元六年夏秋之际,嘉兴、平江、松江等地发生流域型特大洪水灾害,“溢坏民田庐,秋敛用微,流移者众”,结果是“民方结草苇以自托于坏隄毁堰之上,而海漕之常数莫登矣”。负担不均、过于依赖江南的海运体制将极大影响帝国的生存,有识之士早已预见,提出警告。陈基指出元代漕粮运行于海上,一旦被海寇袭扰,导致海运不通,“鲸波鼓怒,袭我粮道,坚舟利楫,苍黄失错,鞠为灰烬于斯时也”,那时将只有“临流浩叹而已”。

吴师道像

将大都和江南直接连通的漕运海运却使得南北隔阂和族群藩篱日益加深,江南人士始终拒绝认同江南重赋、重役就是合理的,他们一方面认为江南的民脂民膏在大都遭到严重浪费,海粮运至京仓后,除作为军队和官僚的薪俸发放外,元代在大都城还有日常性、针对百姓的“赈粜之制”,来源就是海运粮。“至元二十二年始行其法于京城南城,设铺各三所,分遣官吏发海运之粮,减其市直以赈粜焉,凡白米每石减钞五两,南粳米减钞三两,岁以为常。”此项每年消耗海运粮在五十万石左右。大德五年开始,因为“赈粜粮多爲豪强嗜利之徒,用计巧取,弗能周及贫民”。元廷又针对大都贫民发放政府补贴的红贴粮,价格比政府的赈粜粮还要低三分之一,与赈粜粮并行于市,每年耗粮二十万石四千九百余石。大都的漕米虽然来自江南地区,然已经和江南的实际米价脱节,可以说江南漕粮是以明显低于成本的价格在大都出售,原因是这些漕粮的成本由元代的漕粮海运体制来承担了,也就是并不包括由江南民众承担的生产成本和海上运输成本。这种将江南民众膏血挥霍的行为遭到江南人士的强烈反对。兰溪人吴师道曾任国子学助教,他在国子生的策问中就对此提出质疑:“今都城之民类皆不耕不蚕而衣食者,不惟惰游而已,作奸抵禁,寔多有之,而又一切仰县官转漕之粟,名为平粜,实则济之,夫其疲民力,冒海险,费数斛而致一钟,顾以养此无頼之民,甚无谓也。”激起吴师道强烈不满的是以江南百姓的血泪和生命为代价运来的漕粮,却用于养济“惰游”的都城之民。

在帝国财政与社会民生之间的两难困境,盐务官员大多无可奈何。杨维桢元末曾任绍兴钱清场司令,深知盐务之积弊,他指出与粮食生产遭遇天灾可获朝廷蠲免、赈济不同,朝廷对于盐课收入的需求是刚性的,尽管灶户的盐业生产虽然和农业生产一样,受制于自然条件,然盐额却不允许根据年成加以变通。面对来自于朝廷和盐运司急如星火的压力,倘若不能完纳则要官员自行垫赔的制度,使得盐务官员根本不敢放松盐课征收,“故职于亭者,往往不得不蛟蜃其性,牛羊其民人,苛诛趣办以为奇功,且可擅名声,资进取”。杨维桢就因上奏盐司要求蠲免盐课而被免职。

江南人士对海漕体制的另一方面不满体现在南北负担严重不均上。元代大一统局面造成南北交通便利,江南士人为一展人生抱负,北游至大都,亲眼见到华北平原沃野千里,然水利不修,田地抛荒,漕粮却严重依赖江南。抚州人虞集曾言:“予北游,过江淮之间,广斥何啻千里,海滨鱼盐之利,足备国用。”汉代以来北方屯田足资国用,元代不重视北方水利兴修导致农业凋敝,民生困顿。“不捍水势,则束手待毙,散去而已,其弊在于无沟洫以时蓄泄。”台州人柯九思就认为京畿地带沃野平川可募民开垦,则能减轻江南的负担。“十年沃野连千里,能减东吴漕运船。”江南人士认为正是因为元政府荒废北方水利,导致对江南海运漕粮的需求日益增加。“自中原失河渠之利,二麦俱听于天时,而国家之经费并藉于南东矣,地利既尽,武力亦殚,行之既久,民斯困矣。”江南人士关于华北募民屯田、兴修水利的建议并未引起元廷的重视,虞集作为翰林侍讲学士,利用向皇帝进行经筵讲论的机会进言华北水利兴修事宜,他认为“庶可宽东南岁饷之役,可得民丁数万,卫京师、制岛夷”,结果“天子称善,群臣未有相其谋者”。据虞集所言,他的建议被“时宰以为迂而止”。

为加强查缉私盐的力度,元廷制定严格法令约束地方官员玩忽职守的行为,要求行省、宣慰司各派员一人,各地方提调官员把守关隘、津渡巡查,对于疏于职守的官员要求肃政廉访问司严加核查,若“致有私盐犯界,盐货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三犯杖一百,除名,通同纵放者与犯人同罪”。在严刑酷法下,即使在灾荒之年,地方官员仍旧鞭挞百姓征收盐课,更不用说蠲免。在杭州钱塘,“岁大侵,吏督民买盐,亟征其钱,榜笞无空日”。当地慈善乡绅赵由钟甚至拿“私钱”代偿邻里的盐课。弛禁或者稍加变通征收盐课对于地方盐务官员来说风险太大。朝廷盐法对于贩卖私盐的刑罚处置不断加重,对在私盐买卖各环节中的灶户、盐务官员、盐商、普通百姓等均有明确详细的刑罚。如“伪造盐引者,皆斩,籍其家产,付告人充赏。犯私盐者,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财产之半,有首告者,于所籍之内以其半赏之”。盐法已经残酷到无以复加。

由此可见,五十余年的漕粮海运体制造就了众多寄生其中的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在政治体制内形成了强烈反对更张或者改革体制弊端的力量。吴人郑元祐就认为,秦、汉、唐均重视华北屯田得以国力强盛,就是元初亦重视华北屯田及水利得以统一天下,“中州提封万井,要必力耕以供军国之需,如之何海运既开,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国者因循至于今,而悉仰东南之海运”。他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柄国者”,认为不公平的海运体制既荒废了华北水利,也使得江南民众的负担丝毫不得减轻,族群藩篱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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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刻的漕粮海运体制使得元廷与江南民众之间产生严重的族群矛盾,元末起义者反元檄文中“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描述,就是江南民众对元廷怨恨入骨的写照。毫无节制的海运劳役征发、钱钞贬值导致脚价银不敷成本,海运船户纷纷破产,使之成为在海上从事非法走私贸易、私盐贩卖的海寇。有研究者指出,元末以来船户负担日益加重,不少人为躲避海运劳役逃入海岛,形成海寇,是方国珍势力崛起于海滨的社会基础。这些在帝国漕粮海运体制中备受压榨、失去生计的海民首要的斗争目标就是终结帝国的漕粮海运。

杨维桢著《杨铁崖先生文集》

早在至正初年,“李太翁啸众倡乱,出入海岛,劫夺漕运舟,杀使者,时承平日久,有司皆惊愕相视,捕索久不获”。至正八年春,海寇已经出现在漕粮海运的出发港,“白昼杀人,横截河港,劫掠运粮,旁及无辜者众”。是年,方国珍入海为乱,劫掠漕运粮,执海道千户德流于实瑏瑡。至正十二年二月,时任浙江行省参政的樊执敬督海运于平江,“官大宴犒于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验其券信,令人,而不虞其为海寇也。既人港,即纵火鼓噪。时变起仓卒,军民扰乱,贼竟焚舟劫粮以去”。此次方国珍部众直接攻打海运港口太仓刘家港,烧海运官船,劫掠即将起运的漕粮,时间竟精准地选择在漕粮起运之际,方国珍的船队竟可假借券信得以直接进入港口,可见其中有海运船户作为内应。不仅饱受压迫的海运船户响应海寇劫夺漕粮,沿海遭受灾害却得不到抚恤、生活无着的民众亦加入到反元斗争中,“往年小丑掠海,民之饥者偷生而从之,盖以征输之过,民失其食,仓廪羡余,州县剥之而不留恤”。至正十二年,漕粮海运基地港口被海寇破坏,海船被焚毁,无力运粮北上,海道万户李世安建言暂停今年夏运,盛极一时的元代海运在危机中被迫停止。这造成了大都严重的粮食危机,直接影响到元帝国的正常运转。“数年以来,寇盗梗化,吴郡之米不输,海运之舟不发,京师外馈军旅,内给百官俸禄,粮饷乏绝。”元帝国因海运之便而过分依赖漕粮海运,结果在海寇阻断海上生命线后,加速了衰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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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杨维桢《晚节堂诗札》(书法)

综上所述,尽管元人认为漕粮海运比之河运效率提升、费用节省,对于元帝国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然就社会民生角度来看,它根本不存在所谓“役轻费省”的优势,对于江南民众来说,海运劳役征发严重威胁沿海民众的生命,不断加重的漕粮征收使得官员肆意凌辱江南百姓,严重的待遇不公和族群藩篱更使得江南民众对于元廷的怨恨逐步加深,而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拒绝对漕粮海运体制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以减轻江南民众的海运压力。在元末天下动荡的情势下,元廷更是不顾江南灾荒连年、负担已然极重的情势,苛索海运漕粮,最终使得江南社会秩序大乱,海运民众纷纷逃入海岛或港湾为海寇,劫夺海上漕粮,烧毁漕粮船只,漕粮海运体制终至崩溃。

面对私盐泛滥威胁帝国财政安全的危局,元廷整治私盐的首选措施就是加强海上缉捕的力度,严厉打击私盐贩卖。早在大德二年(1298)春,江浙行省“以船五十艘,水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盐”。元末担任沿海上万户的石抹宜孙就积极缉捕私盐贩,“岁一巡历以申明其禁,令公首膺兹选,所至人莫敢犯,或弗悛而丽于法,立蔽其罪”。官员严厉查缉势必引出盐徒的激烈反抗,致伤认命在所难免。如绍兴山阴县陈寿二贩卖私盐事发,居然杀其幼子以诋毁嫁祸巡盐官兵,太原人刘辉调查该棘手案件。事情真相难以厘清,盐贩竟然达到杀子的地步,可见暴力斗争之惨烈。

元代的海运暴政在东南地区造成严重的民生灾难,其无比惨痛的历史记忆使得江南士人和民众视海洋为畏途,强烈反对明帝国采取拓展性的海洋政策。而明初君臣鉴于强大的元帝国“亡于海”的历史昭鉴,也视海洋为“动乱之源”和“盗贼渊薮”,对海运苛政滋生出的强大海上力量极为警惕,故严格限制民间的海洋活动,给中华民族开拓利用海洋造成重大损失。

元廷虽然严令各地查缉私盐,然腐败的查缉队伍根本无法应对私盐武装,而为应付上司切责,多抓无辜民众抵数,百姓有冤难诉。金华人赵大讷号称能吏,为永嘉县尹时曾加严惩诬陷无辜民众的恶行,“瑞安何良伪为官书,指平民私贩,盐司逮捕急,民自杀者三人,事下侯治,徙良于汀州,巡逻小兵如良为者甚众,侯复痛惩,乃已”。查私队伍政以贿成,指黑为白。延祐时期在温州“民有高姓者,售私盐,或捕诣吏,吏受赇反以捕者,犯连逮甚众”。宣城人贡师泰是元末能吏,曾任绍兴路总管府推官,主管刑狱,以平反冤狱著称。当地巡查官员徐裕以稽查私盐为名,横行乡里,一日遇诸暨商人,将其杀害,夺其钱财,谎称其贩卖私盐,畏罪投水自尽,验尸过程存在疑点而被发掘,当地官吏调贡师泰调查,在他的坚持下,案件最终真相大白。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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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静

贡师泰著《玩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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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师泰书法

在审判私盐司法案例中,多有官员参与私盐贩卖之情事,官官相护,司法审判难有公正可言。王克敬元末担任两浙盐运使时,就意识到私盐多出官场,“私煮盗贩之盐,本出于官场”。王克敬督责所属官吏做到“事至立决”,具体措施不得而知,不过他要求既惩治无法官员,又要避免构陷平民。面对大批官员、地方豪族参与私盐贩卖,再是严密的盐法也遇到执行上的层层阻碍,“私鬻盗贩者皆猾民豪室,囊槖游徼戍之,卒事露,辄巧法相躔也。而釱于市者则蹑短素困之民”。不良官员若是贩卖私盐败露则抓获无辜百姓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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